文革漩渦中的陳丕顯與胡耀邦
圖：1981年，陳丕顯（右）和胡耀邦（左）在湖北武當山。二人年齡相仿，都是黨史上有名的「紅小鬼」
《我的「文革」歲月》出版後，受到了海內外高度關注。特別是陳小津在船舶航運界的朋友，如台灣「中國航運公司」董事長彭蔭剛，美國前勞工部長趙小蘭的父親、福茂航運董事長趙錫成都一次要走幾十本，分贈友人。現在，這本書早已到了台灣連戰、吳伯雄等人手中，也到了美國國務院的中國問題專家們和哈佛大學的歷史學者們的手中。
江青拉攏陳丕顯「入夥」
特殊的家庭背景及經歷，使陳小津成為十年「文化大革命」歷史的親歷者、見證者和近距離的觀察者，更是很具說服力和感染力的講述者。他說，「我的經歷是唯一的，全國只有一個上海，上海只有一個第一書記，第一書記只有一個長子。我看文革的角度是無可替代的。」
也正因此，《我的「文革」歲月》中許多內容與普通讀者的傳統印象不盡相同。比如對四人幫的核心人物江青，留給世人的普遍形象是一個包藏政治禍心的惡毒婦人。但陳小津從個人經歷客觀記述了「江媽媽的蛻變」，而不再是簡單的符號化。
1950年，江青到江蘇無錫休養，陳小津時年剛滿5歲，與江青混得很熟，小孩子都叫她「江媽媽」。陳小津回憶，「那時的江青比較隨和，經常用報紙摺成小船、小猴子、小帽子、小鳥什麼的來逗我玩兒，有時還手把手教我摺上半天。高興時，她還拿出蘇聯代表團送給毛澤東的高級糖果，犒勞我一番。江青每次從外面回來，我都會聽她用濃重的山東土話在樓下喊：『孩啊，我回來了。』」
陳小津說，「我作為一個歷史的旁觀者，現在回過頭來看江青這個人，認為她並非天生就是一個壞女人。文革的爆發，似乎使江青感到是她施展政治抱負的天賜良機。一次又一次激烈的黨內政治對決令她亢奮，一有機會，她就要施展手腕、表現自己，結果一發而不可收拾，最終成了歷史的罪人。」
1966年10月7日晚，陳丕顯接到林彪老婆葉群的電話。葉群說：「中央要開工作會議，中央和林總、江青對你很關心，希望你能參加。」陳丕顯對葉群的來電很費解，他與林彪、葉群平時幾乎沒有什麼來往，為何突然間如此熱情主動地關心自己？而且還提到了江青。儘管當時很疑惑，陳丕顯還是決定去一趟北京。
陳丕顯到京當天，葉群就帶了哈密瓜前來探望。隨後，江青請陳丕顯吃了兩頓飯。她對陳丕顯說，「你應該主動接觸少數造反派，我和春橋、文元三個人都支持你，給你當顧問。」陳丕顯表示「擔當不起」。張春橋也來到京西賓館看望陳丕顯，陳丕顯沒理睬他。後來隨着形勢發展，陳丕顯才明白，葉群要他到北京開會，江青兩次請吃飯，以及張春橋看望，都是早就串通好的。
陳小津說，拉攏「入夥」不成，江青很快變臉。1967年，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了《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污衊陳丕顯是「黑小鬼」。她說：「主席還健在，有些人就不聽主席的話。有一位舊市委領導人過去是紅小鬼，居然會變化到這樣，這我完全沒有想像到。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可是他死不回頭……」。
一月風暴中的批鬥
上海是文革的「策源地」和重災區，也是「四人幫」的發跡之地。從張春橋、姚文元炮製《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開始，到王洪文等造反派製造「安亭事件」、批鬥陳丕顯和曹荻秋，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文革中很多重大事件都發生在上海，最終波及全國。而這座中國的最大城市正是陳小津從小生活學習的地方，他在書中用很大篇幅回憶了父輩在「文革」中慘遭迫害，與造反派作頑強抗爭的史實。
1966年l2月30日，陳小津陪父母專門去上海市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的家裡。廖政國講，南京軍區已經給他們指令，讓他們穩住部隊，密切關注文化革命的進展。陳小津說，「回到家後，父親要我到北京去一下，把情況向陳毅老總匯報，請他向毛主席、周總理反映，另外還可以了解一下北京文革的情況。第二天，即l2月31日，我奉父親之命，離開上海北上北京。不久，弟弟陳東棋也被送到了北京。」
陳小津回憶說，「父親這樣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看望負責上海市衛戍和治安的廖政國司令員，表明他對時局的變化已做了最壞的準備，希望部隊在上海人民最危難的時候挺身而出，確保一方平安。而父親讓我和弟弟相繼離開上海，也是為了他自己能夠輕裝上陣，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與張春橋一夥的鬥爭中。」
1967年1月12日上午，張春橋、姚文元策劃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歡呼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那天早晨，陳丕顯把鬍子刮得乾乾淨淨，特意穿上了一套新軍裝。他認為，穿着軍裝，造反派就不好拳頭棒子往他身上亂砸了。大會開始後，陳丕顯和曹荻秋被押上台。台下一遍遍鼓噪：「打倒陳、曹！」「陳、曹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這次批鬥大會後，陳丕顯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先是被造反派非法關押，隨時隨地接受批鬥，後在長達八年的漫長歲月裡，過着囚徒般的生活，飽受凌辱。從1967年5月到1972年12月，陳丕顯經受的大小批鬥會和審訊有數百次之多，但他始終據理力爭，絕不承認強加給自己的「叛徒」等罪名。
許多讀者特別是海外人士難以明白，為什麼堂堂市委第一書記會被一群毛孩子甚至地痞癟三毆打辱罵而無還手之力。陳小津說，「主要還是因為當時造反派得到了四人幫的唆使遙控，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我父親當時還擔任南京軍區政委、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東海艦隊、南京軍區空軍、上海警備區很多將領都是我父親的老部下，要想反擊造反派易如反掌。但當時他們這一代高級幹部，都覺得混亂是暫時的，都相信毛主席很快就會出來扭轉局面，所以一再退讓忍讓，結果遭受長達數年的折磨迫害。」
給胡耀邦當「通訊員」
有評論指出，《我的「文革」歲月》一書的一大特點是寫出了「陽光」。文革本是中國建國之後一段最為黑暗的歷史，但在陳小津筆下，不僅刻畫了父輩們的堅貞不屈，也寫出了當時「走資派」子女們守望相助，老一輩革命者的友情親情。陳小津說，「當時大家都希望文革早點過去，但沒想到一等就是十年之久。十年裡，我不絕望、不喪失希望，盡量樂觀地去面對挫折和苦難。」
1967年「一月風暴」後，父親、母親相繼被隔離審查，陳小津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着父母們一個個被揪鬥、被打成「走資派」，陳小津等人都成了「黑五類」，每天不得不東躲西藏。後來到了北京，開國上將鍾期光的家，就成為陳小津及弟弟陳東棋、葉飛上將的孩子小楠、小毛，還有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的兒子「小馬」等人的避難所。鍾期光和其夫人凌奔悉心照顧這批失去家的孩子，而鍾家的孩子也與陳小津他們親同兄弟姐妹，有飯同吃。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雖然更多追隨「中央文革」的投機人物和造反派進入了中央委員會，但慶幸的是包括鄧小平、譚震林、秦基偉等一批被打倒的老幹部也當選中央委員。不過陳丕顯等很多老幹部仍然被關押。因此，許多還有人身自由的老幹部都想盡辦法解救自己的老戰友，胡耀邦就是最積極的一個。
陳小津說，「因為解救父親的緣故，在1973年至1974年這兩年，我頻繁往來於京滬之間，打探消息，傳遞信息。其中，我與耀邦伯伯見面最多，成了他的『通訊員』。由於我的身份，『四人幫』一夥都盯着，當時為了從北京帶各種消息回上海，特別是耀邦伯伯的一些重要談話，我常常隨身夾帶着一些小紙片，有的是日曆紙，有的是『大前門』、『勞動』等牌子的香煙盒，記的都是只有我看得懂的要點、隻言片字，以免被發現。今天這些『密件』成了珍貴的歷史文物。」
根據胡耀邦的建議，陳丕顯於1974年9月9日給毛澤東寫了封信，信中表達了對領袖的想念、自己的近況以及要求澄清問題、恢復自由的願望。信寄出一個星期，9月17日，毛澤東做出親筆批示：「此人如何處理，請在政治局一議為盼！」毛澤東在這個批語後簽了名字，寫了日期。之後，又加了一句話：「似可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後來，儘管張春橋等人仍然竭力阻撓拖延，「設懸案、留尾巴」，但陳丕顯終於解除監禁。陳小津說，「耀邦伯伯要我父親給毛主席寫信的主意真是太絕、太神了，我永遠不會忘記耀邦伯伯對我父親、對我、對我們家的恩重如山。」
到了文革後期，老幹部們陸續得到「解放」，陳丕顯以及原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等人陸續進京，都曾住到京西萬壽路的中組部招待所。老戰友歷經磨難重逢，不勝唏噓，親如一家。
陳小津回憶那段時間是「萬壽路的春天」，受傷的父輩們找到了一個喘息的避風港，露出了難得的笑容。譬如，和他家比鄰而居的宋任窮，業餘愛好就是給幾家孩子們起外號，「宋伯伯說，小津你真精，以後就叫你『小精』，葉小楠（葉飛女兒）你真懶，以後叫你『小懶』，江小華（江華次子）你真滑，以後叫你『小滑』，至於小毛（葉飛女兒），宋伯伯說，這個名字不得了，這個名字不能改，這個毛是毛主席的毛。」
冀望以史為鑒
提到寫書的目的，陳小津表示，「我個人的『文革』歲月，只不過是歷史茫茫滄海之一粟。但是，這段歲月卻是我們黨和國家所經歷的非常特殊、非常困難的歷史時期。我的個人經歷，我的所見所聞，真實反映了那個特殊年代的波瀾起伏、風雲變幻。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到，我有責任把我所知道的這段歷史整理出來，記述下來。」
他特別指出，在當今中國政壇，現在「50後」已經成為各級領導崗位的骨幹，「60後」的高級幹部也越來越多。在文革爆發時，「50後」還都是中學生，而「60後」還都是娃娃，他們對於文革爆發的許多因素和脈絡並不是很清楚。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三四十年前那段歷史，可以讓現在為政者看到很多。因此寫這部書也是希望能夠成為各級領導幹部的參考讀物。
陳小津說，「我相信，我的憶述，是我對耀邦伯伯和我父親等老一輩革命家們的最好紀念。對於當代年輕一代來說，也可從中更加真切地觸摸、感受那段蹉跎歲月，永遠銘記那段歷史，不要讓歷史的悲劇重演！」
中央文獻研究室 領導親筆修改
記者注意到，在這部耗費作者數年心血的回憶錄的「後記」中，特別提到「感謝慶紅、德平、毛毛以及很多朋友」。
陳小津說，「2003年非典時期，我在上海工作時，形成了一個大致的章節輪廓。2006年將「徵求意見稿」放在了「紅小鬼──陳丕顯」的網站上。從去年，我下決心把這個書出版，並在9月份把書稿交給了中央文獻出版社。我也明白，書中有很多敏感的歷史、敏感的人物、敏感的事件，肯定需要一個思考的過程。到了12月份，中央文獻研究室領導打電話告訴我他們的修改意見，我拿回來仔細閱讀，第二天就回電話表示全部同意。而書稿中涉及到鄧小平、胡耀邦等眾多老一輩革命家，他們的後代以及曾慶紅同志也給了我很多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