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在五四運動中/□陳福康
圖：鄭振鐸像 徐悲鴻畫
歲月駸駸行。具有深遠意義的五四運動，不覺已有整整九十年了。著名文學家、學者鄭振鐸先生，是五四中心漩渦（北京）湧現出來的一代風流人物之一。去年年底，我們剛剛紀念了鄭振鐸一百十周年誕辰和為國犧牲五十周年。現在，我們要紀念五四，不禁又想到了鄭振鐸。
鄭振鐸是一九一七年從溫州到北京，年底參加交通部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方交通大學前身）的招生考試的。本來，他的千辛萬苦的寡母對這唯一的兒子的期望，就是學業有成，早點找一個「鐵飯碗」，以改善非常窮困的家境。但就在此時，世界上發生了一起非常重大的事情，那就是北方鄰國俄羅斯的十月革命取得了勝利。由於這一歷史性大事的發生，改變了整個世界，包括中國的發展的方向，也深深地影響到了鄭振鐸的一生。儘管在當時，他是不可能認識到這一點的。早在溫州時，少年鄭振鐸已經開始讀《新青年》這樣的刊物了。而這時，他幾乎每天課餘，都要去離住所不遠的一家小圖書館看書，並在那裏認識了也是去看書的別的學校的學生瞿秋白、耿濟之、瞿菊農。他們一起談讀書體會，談國家大事，成為好友。
九十年前的五月四日那天，正是星期日。鄭振鐸沒去學校，午休時突然被門外的叫喊聲驚醒。那就是有名的「火燒趙家樓」。趙家樓離他的住處不到一箭之遙。因為當時鄭振鐸、瞿秋白等人，就讀的都不是「名校」，所以五月四日那天北京大學等校的同學們「起事」時，他們都因為沒有得到通知而未能參加。但從第二天起，他們就都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愛國學生運動。事實證明，他們幹得絕不比名牌大學的同學們差。他們創辦了著名的《新社會》旬刊（後來，許地山、郭夢良、徐六幾也參加編輯）。鄭振鐸起草了發刊詞。當時，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先生讀到這篇發刊詞，就非常重視，整篇抄錄了下來。鄭振鐸還與耿濟之攜創刊號去訪問陳獨秀先生。陳先生大為讚賞，並作了重要的指導。鄭振鐸立即根據陳先生的指示，寫了《我們今後的社會改造運動》等文。
這時，鄭振鐸還與鄭天挺、郭夢良、徐六幾、朱謙之、黃廬隱等在京的福建籍學生，創辦了油印刊物《閩潮》，還一起組織了一個「S.R.（按，即Social Reformation的縮寫，意思是社會改革）學會」。他還和北大學生易家鉞、羅敦偉等人成立過一個「青年自立會」，還和北大的羅敦偉、徐六幾、周長憲等人創刊了《批評》半月刊。他又主持「社會實進會」的講演會，邀請過胡適、高厚德（H·S·Galt）、陶履恭、周作人等人講演，講演稿大多又由他整理或加按語後在報刊上發表。他還負責「永嘉（按，即溫州）新學會」會刊《新學報》在北京出版。他在《新中國》月刊上發表過列寧的重要文章的譯文（這是最早譯成中文的列寧著作之一），還和耿濟之一起翻譯了《國際歌》歌詞（這是最早的中文譯詞）。
由此看來，五四運動時鄭振鐸的思想和行動的起點都是比較高的。然而不知道為什麽，這一些史實卻長期被評論者遺忘、忽視，甚至貶低。翻翻那麼多議論五四運動的專著論文，我這裡談到的事情，從來未見提及！實際上，鄭振鐸當時的一些文章鮮明地表現了：一、徹底的堅決的改革精神，強調舊中國必須改造；二、比較鮮明的社會主義傾向，要求創造一個沒有階級、戰爭的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嚮往俄國的社會主義；三、強調實踐，強調言行一致和從小事做起，號召知識分子到工農中去，甚至號召新文化運動者向馬克思和列寧學習；四、在有些問題上，例如關於推翻僱傭制度，關於反對軍閥辦實業等，甚至提出了一些在當時可說是石破天驚的見解。
我認為，這些，可以說就是典型地體現了真正的可貴的五四精神。當然，鄭振鐸當時也受有空想社會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影響。《新社會》只出了十九期，就被北洋軍閥政府強行禁止，還抓了人。同人們不畏強暴，籌備再辦一份刊物。鄭振鐸提名叫《人道》，瞿秋白不大贊成這個刊名。秋白後來回憶說，「振鐸的傾向最明瞭，我的辯論也就不足為重」，而且，瞿秋白當時也還講不清此中的道理，「唯物史觀的意義反正當時大家都不懂得」。然而，這個《人道》也只出了一期，就被迫停刊了。
鄭振鐸一生輝煌的文學事業和學術事業，也是從五四時期開始的。他在那時開始翻譯和組織翻譯俄國文學作品，開始介紹和組織介紹西方文學理論，開始創作新詩和小說，開始編輯文學叢書等等。特別是，以他為核心，發起和成立了我國近代最大的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應該強調指出，這一切成績的取得，都與青年鄭振鐸積極投身五四運動有關。這裡，還可以提出幾則重要的史實：
一九二○年八月十六日，周恩來、鄧穎超等天津「覺悟社」社員赴京，請「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團」、「少年中國學會」等四團體在陶然亭一起開茶話會。李大釗親自出席，並提出各團體應該「標明主義」。鄭振鐸是人道社負責人，又是曙光社社員。在李大釗提議下，這五個五四時期著名的青年團體隨即在北京大學通信圖書館召開代表會議，成立了名為「改造聯合」的聯絡組織。
一九二○年十一月，鄭振鐸等人籌備文學研究會時，也曾借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室，即李大釗的辦公室開會議事。
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日，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北京大學第二院召開第四次大會，李大釗在會上提議加強宣傳出版工作，隨即舉行團組織領導的改選，成立由十一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其中「李大釗、鄭振鐸、某為出版委員」（據當時混入會場的特務寫給北洋政府的秘密報告）。
五四前輩的奮鬥業績，當代青年是不應該忘記的；偉大的五四精神，需要代代相傳。我們的專家學者，也應該多寫一點給青年人看的通俗文章才對。這裡我不禁想到了，到現在為止似乎還沒有一部專寫五四運動的小說呢。而鄭振鐸，卻有過一部未完成的小說《向光明走》。他在一九五八年六月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信中說：「雖是斷片，但沒有發表過，是描寫五四運動的，似還可用。」後來，《鄭振鐸文集》第一卷於一九五九年十月由該社出版時，這一小說斷片首次發表。由於鄭振鐸在交稿後僅三個多月即不幸犧牲，以致人們連該小說的創作時間也來不及問他。我認為，這部小說最有可能是一九四六年寫的。那一年，鄭振鐸集中發表了《前事不忘》、《五四運動的意義》、《五四運動的精神》、《迎「文藝節」》、《說「文藝節」》等多篇論述五四運動的文章，還為紀念五四而給《世界晨報》等題詞。看來，正是當年現實鬥爭的需要，激勵他創作這一小說的。
小說今見前六章，字數已有二萬五千多字。從已出場人物之數量之繁夥，伏筆線索之紛雜，以及場面環境之廣闊等等來分析，作者無疑是打算寫成一部長篇的。而小說正寫到微妙之處卻戛然而止，顯然因為當時作者另有更加繁忙的工作，而無暇將它完成了。從已成的章節來看，在布局結構、描寫烘托上，是十分高妙的。作品有回憶，有穿插，錯落有致。既描寫了熱血沸騰的政治活動，還描寫了心猿意馬的初戀心理，有張有弛，引人入勝。有的章節主要通過會話描寫來塑造人物形象，有的章節則主要通過心理描寫來塑造人物形象，各異其趣，均很生動。小說中作者還把自己也寫了進去。這部作品沒有最後完成，是非常非常遺憾的。
我想到，郭沫若曾經說過，要創作反映整個北伐革命的小說，「我覺得我自己是最適當的人：因為……那個巨大的波動，我是整個地參加了的。」可惜，郭沫若創作的一部反映整個北伐的長篇小說《克拉凡左的騎士》卻不幸遺失了，只剩開頭的一小部分殘稿。而如果要創作反映五四運動在北京掀起的「巨大的波動」的長篇小說，鄭振鐸無疑是最適當的人。因為他不僅「整個地參加了」這一愛國運動，而且還是一個突出的積極分子和學生代表。而其他一些著名作家，或不在北京，或沒親身參加學生運動。因此，這部小說之未能寫完，也就和郭沫若描寫北伐的小說之遺失，馮雪峰描寫長征的小說之焚毀一樣，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無法彌補的缺憾了。因而我認為，鄭振鐸的這部小說，即使僅成斷片，也仍然是值得重視的。
這裡，我還想提到現在國內外某些論者的「主流話語」：「自由、民主、人權」和「普世價值」。有人鼓吹，五四精神就是張揚了這種「普世價值」，而我很懷疑這種說法。我不是理論家，但回顧鄭振鐸的經歷，自己還是相信五四精神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五四運動是俄國革命的影響下發生的。我想，「人道」、「民主」等等，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要看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場合說的，是什麼人說的，是針對什麼問題說的。要做具體的分析。當年，鄭振鐸提出辦《人道》，他的摯友瞿秋白是堅決支持繼續再辦刊物的，但不贊成這個刊名。因為，如果簡單地想用人道主義來解決社會問題，是行不通的。歷史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鄭振鐸後來也很少盲目地鼓吹「人道」。
鄭振鐸當年，受瞿秋白的啟發很多。如瞿秋白曾發表文章，委婉批評鄭振鐸在歡迎印度泰戈爾時的某些提法。五卅運動時，鄭振鐸與胡愈之、沈雁冰、葉聖陶、王伯祥等人創辦了一份《公理日報》，由他主編，報名也是他取的。這張報紙無疑是愛國的，進步的。但這時正在從事地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員瞿秋白看到了，就對身邊人員鄭超麟說：「這個世界有什麼『公理』呢？解決問題的，只有熱血！我們辦個《熱血日報》吧！」於是，就在第二天，一張與《公理日報》一樣大小（對開），連版式也很相似的《熱血日報》就誕生了。而這張《熱血日報》，還是共產黨歷史上創辦的第一份中央機關報呢。誰會想到，這一張黨報的創辦，竟然還與鄭振鐸主編的報紙有關的呢。在《熱血日報》第二期上，就有一篇《流血是為的什麼？》，說「我們要自由，要生命，要公理，要人道，必得拿血去換來」。我認為，這些話就是瞿秋白說給摯友鄭振鐸聽的。而「公理」，不就是「普世價值」的意思麼？
《公理日報》也很快就被迫停刊了。在最後一期上，發表了鄭振鐸寫的《停刊宣言》，文中總結的第一點教訓就是：「我們由這次的事，益明白『公理』是要實力來幫助的。赤手空拳的高叫着『公理』、『公理』，是無用的。……我們並不是說我們因此便不必呼喊了，是說我們由此益可明白我們將來所要走的是哪一條路；益可明白，我們於徒然的振喉大喊『公理』之外，還有什麼事要做。」我們今天，顯然已經與瞿、鄭他們的時代很不相同，但「『公理』是要實力來幫助的」這一句話，到現在也還沒有過時吧？那麼，我們今天也不必徒然地空喊什麼「普世價值」，而是應該認清我們要走的正確的路，繼承五四前輩的精神，踏踏實實地建設好我們的祖國。
鄭振鐸先生的話，至今給我們的啟示還是很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