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與兩岸文化交流/舒 展
圖：錢鍾書手跡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海峽兩岸文化交流有了很大的進展，諸如《胡適全集》、《錢穆文集》，還有蕭一山、南懷瑾……等人的著作，大陸徵得版權公開出版，就是一個明顯的標誌。台灣也出版了《魯迅全集》（解放前舊版）和《錢著七種》。錢鍾書對此用了一句象徵性的形容語，說他的著作在台出版，「是表示風向的一片樹葉。」他說：「正式出版彼此的書籍就標誌着轉變的大趨勢。」兩岸文化交流，從暗中流傳的鄧麗君到歌星來大陸走穴，直至高層次的學術著作互相出版，僅僅二十多年的發展，到二○○九年春節，兩岸在千呼萬喚中，終於將「大三通」變成了現實。「團團」「圓圓」亮相台北，成了台胞春節一大喜慶高潮。
錢鍾書把這種血濃於水，同根同種的大文化走勢講得寓情理於辯證法之中。他說：「水是流通的，但也可能阻隔；『君家門前水，我家門前流』往往變為『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就像「海峽兩岸」的大陸和台灣。這種正反轉化是事物的平常現象，比如生活裡，使彼此了解、和解的是語言，而正是語言，也常使人彼此誤解以至冤仇不解。由通而忽隔，當然也會正反轉化，由隔而復通。現在，海峽兩岸開始文化交流；正式出版彼此的書籍就標誌着轉變的大趨勢。我很欣幸，拙著也得作為表示這股風向的一根稻草、一片樹葉。（見錢鍾書手迹複印件）。以自己的著作在台灣的命運，折射出兩岸文化交流的人心大潮，是任何勢力也阻擋不了的。
還有一位海外媒體的記者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六日拜訪錢鍾書時說：您的作品是高質量，文采風揚，而且十分耐看，這幾乎是公認的了，您有何體會？
答：有一位叫萊翁·法格的法國作家，他曾講過一句話，寫文章好比追女孩子。他說，假如你追一個女孩子，究竟喜歡容易上手的，還是難上手的？（笑）
問：這個比喻很妙。我看一般人也只能追容易上手的，因為難上手的他們追不上！
答：就算你只能追到容易上手的女孩子，還是不重視她的。這是常人的心理，也是寫作人的心理，他們一般不滿足於容易上手的東西，而是喜歡從難處着手。
問：您打算整理一套您的文集嗎？我想，您還可以寫一部回憶錄……
答：對過去寫過的東西，我並不感到興趣。有一個美國學者朋友寫信給我，說他在《開卷》看到馬力和黎活仁兩位先生所編我的作品目錄，問我這個目錄齊不齊全。我回了一封信給他，我說，一個作家不是一隻狗，一隻狗拉了屎、撒了尿後。走回頭路時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痕迹的地點聞一聞、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樣做。有些作家對自己過去寫的文章，甚至一個字、一段話，都很重視和珍惜，當然，那因為他們所寫的稿子字字珠璣，值得珍惜。我還有一些自知之明，去年有人叫我寫《自傳》，馮亦代是居間者，我敬謝不敏。回憶，是最靠不住的，一個人在創作時的想像往往貧薄可憐；到回憶時，他的想像力常常豐富、離奇得驚人。這是心理功能和我們惡作劇，只有盡量不給它捉弄人的機會。你以為怎樣？反正文學史考據家不愁沒有題目和資料，咱們也沒有義務巴巴地向他們送貨上門。
問：您在「文革」中受到很大的衝擊嗎？
答：早在一九五八年，拔白旗時，我就被選中，《宋詩選註》成了典型，大批判文章連篇累牘充斥大報版面。日本京都大學小川環樹先生在《中國文學報》寫了一篇很長的書評，記得彷彿說「有了這本書以後，中國文學史的宋代部分得改寫了」。文章的譯文是《文學遺產》已故主編陳翔鶴叫人譯出來給我看的。這當然使我很高興和感激。這部選註是文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已故鄭振鐸先生要我幹的，因為我曾蒙他的同鄉前輩陳衍（石遺）先生等人的過獎，就有了一個印象，以為我喜歡宋詩。這部選本不很好，由於種種原因，我以為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而我以為不必選的詩倒選進去了。筆者按：文天祥的《正氣歌》、《過零丁洋》就未曾入選，當然會受到責難（以愚見，文天祥的忠貞令人敬仰，但他的《正氣歌》，若從藝術性角度看，實在不敢恭維）。胡頌平引胡適之的話說，他「對選目很不滿意，但對錢鍾書的評註，卻認為『確實寫得不錯』（一九八四年台灣版傳媒）！」
最近，木叶訪問了文化史專家許倬雲，許先生對錢鍾書的評價是這樣：「錢鍾書先生是絕頂聰明的人，我對他極為佩服。錢鍾書先生淵博是極淵博，我們沒有人能趕得上他，但是他逃避現實的可能威脅到他的災難，他的學術研究絕不能成套，一成套可能就給人打了，不成套你怎麼打法。他自保。」
木：那麼這樣就得犧牲一些真知灼見……
許：那個沒關係，是他選擇，他選擇他的生命，不選擇真知灼見。所以他是絕頂聰明的人，天分之高，記憶之強，語言能力，悟性之高，一等一。我非常佩服他，我這輩子都趕不上他，再給我活下輩子也趕不上他（笑）（《文匯讀書周報》二○○九年一月二十三日）。許先生是我欽仰的學者，請允許我對他的高見作兩點小小的補充。
第一，關於逃避現實。埃斯庫勒斯在《阿伽門農》中有一句名言：「智慧從苦難的經歷中得來。」恕我斗膽地昌言，不親歷全民族的「文革」苦難，錢鍾書寫不出《管錐編》。有朋友問：「您寫它的主旨何在？」錢鍾書含笑答道：「天機不可泄露！」這個「天機」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歷經磨難的有識之士們都已經開始對人類亘古未有的「文革」進行着反思。儘管他們遭難經歷和寫作視角並不相同。但目標卻是一致的：中國為什麼會發生「文革」這場浩劫（「浩劫」二字直到二○○三年還有人想把它改成「失誤」）？它的歷史根源、文化思想和社會基礎是什麼？一言以蔽之，就是封建專制主義加蘇式極左，而且有：中國特色的發明創造。錢鍾書說自己是「怯懦鬼」，依我看來，只能說明他鬥爭藝術特別講究曲筆和隱蔽，決不大聲疾呼赤膊上陣。他在「文革」極左狂熱並未消退的災難中（那時還在「抓綱治國」），能寫出如此淳信明義博學洽聞的偉大著作，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者。
一九八一年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徹底否定「文革」：可是反思「文革」和表現「文革」，仍然是一個欲說還休的無形禁區。這個禁錮不衝破，不用說建立巴金說的「文革」博物館，就連否定「文革」（徹底尚且慢談）也會成為一句空話。我們不妨俯瞰當時中國的社會良心─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都在想什麼。徹悟的作家、學者如巴金，夏衍和黎澍，從南到北都在不約而同地對「文革」進行反思。柏拉圖在《辯解篇》中引蘇格拉底的話說：「沒有反思的生活不值得過！」中國的先覺者們幾乎是同時發出了「中國需要重新進行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吶喊。
由於錢鍾書並沒有從字面上直接提出反封建的口號，加上有很大部分是他感興趣的領域──探討哲學、史學和人生以及研究文學創作規律和藝術技巧的論述，所以很容易被人誤認為與政治無關（他自稱）的「荒江野老二三素心人」的純學術著作而忽略過去，從這個深藏的玄機說，錢鍾書確實是逃避了現實的迫害。
錢鍾書比較早地覺悟到：中國只有走現代化、全球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否則，很難屹立於世界強國民族之林。請看他在「文革」後寫的《管錐編》補訂本第二十三頁，對政局表面鴉雀無聲的一致通過進行抨擊說：「孟德斯鳩嘗論亞洲之專制一統不足為訓，政體當如音樂，能使相異者協，相反者調，歸於和諧。正晏子所言『和』非即『同』也。」早在二十多年前──一九七八年，錢鍾書就提出「社會和諧」的見解，這不是具有政治敏感和理論遠見的明證嗎？老雜文家嚴秀寫過一篇名文《衝不出的亞洲》，舉了相當多最高權力世襲的國家和人物，說服力很強，恕不贅述。
第二，關於錢鍾書對他的學術思想是否成套──形成體系，他曾寫信向我表明他的衷曲：「我不提出『體系』，因為我以為『體系』的構成未必由於認識真理的周全，而往往出於追求勢力或影響的欲望的強烈。標榜了『體系』，就可以成立宗派，為懶於獨立思考的人提供了依門傍戶的方便。祖師解決具體問題的手段，徒子就執行為公式，徒孫就信奉作教條。馬克思：『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吐溫說：『耶穌基督而活在今天他肯定不是基督教徒』（參看尼采：「基督教徒只有一個，他已釘死在十字架上了」）：都包含這個道理。拙作《談藝錄》五一五至五一七頁，《管錐編》一五四○頁也微示此旨。當然，不提出『體系』，也一樣可能成為宗派，那是防不勝防的，只好盡量不搭空架子，盡量在我罷了」（見來信複印件）。《錢鍾書論學文選》第三卷第三編第五章《大師開宗立派之流弊》，有興趣更深入了解錢鍾書的讀者，可以找來翻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