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南來」與「本土」融合的道路/
──評古遠清《香港當代新詩史》/□曹天歌
圖：《香港當代新詩史》
在當代中國華文文學研究界，古遠清無疑是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他的《中國大陸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台灣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香港當代文學批評史》，以及最近在台北出版的《台灣當代新詩史》，曾在台灣學術界掀起層層波瀾，寶島詩界均把他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古繼堂並稱為「南北雙古」。最近，古遠清由香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香港當代新詩史》，讀之再三，益加敬佩其學術生命的常青與填補空白的貢獻。
二○○八年，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的《詩版圖》在發刊詞中云：「香港詩壇以小圈子的形式存在，流派紛呈，山頭林立，要之是『本土』與『外來』的壁壘。《詩版圖》的出版，有融合『本土』與『外來』的意義。」的確，如何讓「本土」詩人與含「南來」的「外來」詩人融合，是書寫香港當代新詩史必須面對的問題。古遠清在這方面作出自己的嘗試，選取「本土」、「南來」、「外來」詩人三大板塊分而論之，這為廣大讀者展示了一個啟迪性的研究理念，改變了「本土」與「南來」詩人的對立關係，並提出了如何把過客式的余光中一類的「外來」詩人也包含在內的問題。
眾所周知，香港新詩界長期存在着「本土」與「外來」（主要是「南來」）的對峙，但不似台灣「外省」與「本省」詩人的對立那樣呈顯性。形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某些本土詩人無論是研究文學史還是編選集，一個重要標尺是「從本土出發」。在他們看來，只有土生土長或雖不土生但土長的詩人，才是地道的香港詩人，而「文革」以後赴港的南來詩人，在內地接受的是社會主義教育，去港後一直視英國殖民者為罪惡的根源，而未能看到英人用現代化手段管理香港並將其變為「東方明珠」的一面，創作手法則一直秉承批判現實主義立場。他們人在香江心在長江──「原不相信香江水，會泡出江南春」（張詩劍詩句），所寫的作品是遠離香港土地和人民的失根、漂泊的文學，既缺乏香港意識，又無香港地域色彩，因而這些人只能算是「在香港的中國詩人」，而非真正的「香港詩人」。古遠清這本《香港當代新詩史》，把這種偏見矯正過來。他認為，香港新詩不僅是指用本土意識或香港意識寫的作品，也包括在中國大視野下或中國語境下的創作。用「從本土出發」的標尺去詮釋香港當代新詩史，是一種見樹不見林的偏狹思考。這不是因為古氏沒生長在香江邊，或與某派關係密切，而是因為香港文化來源於它的多元競爭價值，來源於它超越政治、超越黨派、超越山頭以及地域囿限的寬容態度，故寫史一定要講究包容性，要像古遠清那樣用寬廣的胸懷來處理「本土」與「南來」的關係。
古遠清這種讓「南來」與「本土」兩大詩群犁然貫通，渙然冰釋的新詩史觀，為認識和重寫一部多元共生的真正豐富多彩的香港新詩史鋪平了道路。但古遠清並不因此重「南來」輕「本土」，或像有人那樣認為南來作家在香港文學史上起了主導作用。相反，他認為香港當代新詩史主力軍仍是本土詩人，因而該書本土詩人共寫了三章二十二節，而南來詩人只有兩章十六節。
評價一項研究課題是否有價值，主要看其能否推動該學科的深入發展，或者說它提出有什麼學術價值的命題，而《香港當代新詩史》的問世，讓人有理由相信香港新詩史研究領域還有不少值得開墾的處女地，如第一章所述回歸後香港新詩的主體性還存不存在，如存在表現在哪裡；第二章所論香港新詩有無主流和需不需要主流，以及港台新詩的交迭和衝突關係；第八章所論述林幸謙等外來詩人的「香港經驗」，均是很值得探討的話題。古氏先開了個頭，還有待於有關專家進一步展開論證。
古著在《內容提要》中云：「這是向香港詩壇挑戰的文學史──《香港當代新詩史》為什麼本地學者自己不寫，要把新詩史詮釋權拱手讓給所謂「清遠古韻」的外人？像這種毫無經濟效益，又只能帶來「罵名」的文學史，有誰願意寫，寫了又有誰肯為其鼓掌啊。」「這又是一部充滿爭議的文學史：什麼『旁觀者清』，什麼『清遠古韻』，沒有經典文本和大師級作家的香港詩歌，值得寫『史』嗎？現在寫『史』的條件成熟了嗎？其中一些詩人值得入『史』嗎？對他們的定位準確和科學嗎？南來詩人是『在香港的中國詩人』，還是『香港詩人』？」這裡所說的「挑戰」和「爭議」，不僅是指評者與批評者需要展開對話，而且是指內地學者與香港本土學者由於觀點分歧而引發的碰撞。可以預期，這部能帶來「罵名」的新詩史，會在交流、論爭中使古著進一步完善和科學化。
評論家和作家一樣，最怕重複自己。《香港當代新詩史》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比著者不久前出版的《台灣當代新詩史》寫得更精緻，更有可讀性。不管人們如何評價它，均無法否認《香港當代新詩史》寫得更精緻，更有可讀性。不管人們如何評價它，均無法否認《香港當代新詩史》比《台灣當代新詩史》有新的起色。如該書沒有像台灣青年詩評家楊宗翰批評《台灣當代新詩史》那樣有「滿溢出來的政治色彩」，而是以審美評論為主；在編排上一目瞭然，不似《台灣當代新詩史》那樣令人眼花繚亂；在詩人歸屬上，也不存在太多的爭議。但這種變化並不是脫胎換骨式的，而是具有延續性，如著者沒有把香港當代新詩史處理成一部現代主義詩史，沒有忽視弱勢詩群的存在，仍讓詩評家參與詩史的建構。本來，沒有一位文學史家會輕易完成轉型的。古遠清至今還未成為先鋒型的文學史家，便是最好的說明。
詩歌史的寫法，通常有兩種：「全唐詩」式的或「唐詩三百首」式的。前一種是全方位覆蓋，是一種人人有份的文學史，後一種是選擇性的，所論的詩人詩作不是帶有典律性，就是富有代表性。古遠清採用的是後一種方式，其長處在於面向香港詩壇的實際，瓦解、弱化圈子傾向，使眾多山頭轉向成一種香港新詩歷史發展軌跡的描述，讓多聲道向單聲道轉化；不搞大包圍式，也不對某些小圈子負責。在壓縮搶佔文學史山頭的聲音而確立典律化論述方面，古遠清做了有益的探索，以讓不同派別的詩人、詩評家均有平等的權利進入文學史，從而為讀者呈現出香港新詩繽紛多姿的美學圖景。
為寫香港當代新詩史，古遠清利用二十餘次訪港機會，收集了大量資料，潛心閱讀了蔡炎培、鍾偉民等一些詩人的艱深詩作和相關的文學論爭史料。在厚實的理論和資料準備的基礎上，他爬羅剔抉，系統全面地論述了近六十年香港新詩發展歷程。這種竹節式的十年分期法雖然不是古氏發明，但其中勾勒一九九○年代以來香港新詩發展面貌是前人所未做的工作。第九章對香港新詩評論發展概況的評介，也有獨到之處。古氏認為香港新詩評論缺乏經典文本和大師，這是從實際出發得出的結論，這為香港詩論今後發展提出發人深省和可資借鑒的角度。
作為一部體例完整、內容翔實的著作，《香港當代新詩史》另一特點是注意學術性與普及性相結合，這是聯結精英意識與大眾文化的管道，又是希望了解香港文學尤其是香港新詩必備的一部參考書。書中關於難民文學、美元文化、南來詩人、香港詩人文化身份等內容的論述，為學習、掌握香港文學常識邁入香港文學門坎的文學愛好者提供了方便。
香港新詩是香港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多年來，香港文學史及其分類史的撰寫，多限於小說方面，很少人做新詩發展脈絡的梳理工作，專題論文也鮮見，專著則一直沒有出現。在這種情況下，重視香港新詩歷史文獻的整理，從文本中挖掘出「香港新詩版圖的焦慮」諸問題的《香港當代新詩史》，一定會推動香港文學研究的深入開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