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同志」稱呼排序說起\□甄城
年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新年賀詞中，一上來就說：「女士們，先生們，同志們，朋友們：新年的鐘聲就要敲響，我們即將開始2009年的嶄新歲月。值此辭舊迎新的美好時刻，我很高興通過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向全國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向世界各國的朋友們，致以新年的祝福！」一般人或許不太在意把「同志」排在第三的細微之差，但在筆者看來，胡主席此舉當是別具深意。
「同志」稱呼一波三折
有關資料顯示，「同志」一詞並非現代語匯，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左丘明，就對該詞下過「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的定義。因此，古人一直把「同志」與「先生」、「長者」、「君」視為同類，認為彼此之間的區別並不大。「同」字是指意見相同的人能夠想到一起，說到一塊兒；「志」是因其由「士」字和「心」字組合而成。因而至少包含着兩層意思：一是「士為知己而死」，二是「心為慕紅顏而生」。「同志」乃志同道合的意思。
到了近現代，「同志」逐漸演變成黨團內部成員之間的稱謂。民主革命時期，孫中山說過的最著名的一句話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其中所說的「同志」，與今天的同志稱謂還不是一回事。直到1920年，毛澤東與羅學瓚等人在通信中互稱對方為「同志」，方可見到這個詞的紅色定義。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特別在「一大」黨綱中明確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並願意成為忠實的黨員，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旨在表明黨員之間在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大目標下結成的新型關係。這也是中共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詞的歷史蹤跡。在中共成為執政黨之前，「同志」稱呼也僅限於在黨內使用，與黨外人士和人民群眾沒有必然的關聯。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隨着中共成為執政黨，「同志」也從水下浮出水面，由黨內向黨外延伸，逐漸成為社會上廣為流行的時髦稱謂。文革期間，「同志」稱謂不僅登峰造極，還被作為「政治籌碼」來左右人的命運。人與人之間也不再稱呼先生和女士，而是以「同志」劃線，凡是被稱為同志者，都是自己人；凡是不能被稱為同志者都會被視為敵人。即便是那些「黑五類」子女，也不能享受「同志」的待遇，而是被稱之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同志不僅成了敵我之間的分水嶺，還成了「階級鬥爭」中最得心應手的利器，輕而易舉就可以用「同志」這把快刀，將一國之民切割為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而且在諸多稱呼中佔據着「老大」的位置。「同志」稱呼的一波三折，足以見證今日中國的巨大變遷。
排序見證社會進步
「同志」稱呼的排序變化，還可見證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因為詞義的包容性被不斷拓寬。例如1989年，首屆「香港同志電影節」的啟動，就讓「同志」成為了同性戀代稱的率先發端。此後，這一特指稱謂很快就在台灣、香港和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流傳開來，「同志」一詞也被賦予了全新的含義。儘管在使用這一稱謂時，「同志」並不具體指向「某某同志」，而是被界定在「某某是一個同志」或「某某參加了一個同志團體」的特定語上。但不容否認的是，「同志」作為同性戀代稱的本身，就已經改變了它原有的詞義指向，而且帶着鮮明的時代烙印。正如同性戀由非法到合法化的發展過程一樣，「同志」詞義的被拓寬，同性戀行為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中被合法化，既是現代觀念與傳統觀念不斷博弈的結果，也是整個世界發生深刻變革的有力見證。
分析人士指出，「同志」排序的靠後無疑是中國社會的一大進步。因為在以人為本的國策主導下，「人」的外延與內涵均遠遠大於「同志」，女士與先生的稱謂理應排在同志之前；在依法治國的執政理念下，「黨」與「國」在本質上的不同也不能再刻意迴避。應該讓「同志」的存在價值，在黨內更多地體現為民主監督，而不是無視個性的絕對服從；在黨外則應該等同於普通公民，而不能因為自己是一名執政黨黨員，就可以把「同志」凌駕於公民之上。
北京觀察家指出，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共在執政理念、方式、手段和策略上都在發生着可喜的變化，尤其是胡溫新政問鼎以來，中共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隨着「以人為本」國策的日益深化和法制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公民社會正在中國大陸呼之欲出。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新年賀詞中把「同志」排在第三的位置上，當可視為這一動態的最新信號。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