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和「秦」：一筆糊塗帳\施康強
多年前，在一屆全國性的中譯外討論會的分組會議上，曾聽到某高校一位英語教員的高見。他說China為「支那」的對音，有輕蔑中國的意思，翻譯「中國」一詞為英文時應該改用Zhongguo。我忍不住要反駁說，「支那」在日語裡或有貶義，在英語和其他西方語言裡沒有。該詞或者源自古印度對中國的稱呼，或者是秦朝的「秦」字的音譯。如果對外翻譯用Zhongguo代替China，在同一篇文章裡提到「中國人」和「中國的」該怎麼辦？莫非要強行輸出zhongguoren和zhongguode以替換chinese？
我的依據是《辭海》。查「支那」字條，有簡明審慎的解釋：「古代印度、希臘和羅馬等地人稱中國為China，Thin，Sinae等，或以為皆是秦國的『秦』字的對音。後在佛教的經典中譯作支那，至那或脂那等。近代日本曾稱中國為支那。」老版《辭海》（一九四七年中華書局出版）對此詞的釋義要長得多，而且否定與「秦」字有關：
梵語謂中國為支那，亦作脂那，震旦等。《宋史·天竺國傳》：「天竺表來，譯云：『伏願支那皇帝福壽圓滿』。」《翻譯名義集》：「脂那一云支那，此云文物國。」《慧苑音義》云：「支那此翻為思維，以其國人多思慮，多所製作，故以為名。」按支那或指為「秦」字轉音，或云從瓷器得名，皆非也。《曼殊全集·書札集》云：「支那一語，確非秦字轉音。印度古詩摩訶婆羅多中已有支那之名。摩訶婆羅多，乃印度婆羅多王朝記事詩。婆羅多王言嘗統大軍，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考婆羅多朝在公元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時。當時印度人慕我文物，稱智巧耳。」
據此，則「支那」實為古印度人自創的用於稱呼中國的美名。曼殊大師所言不妄，《摩訶婆羅多》中確實不止一處提到支那。不過問題其實還要複雜一些。胡阿祥《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力主「支那」得名於「秦」。該書第七章《域外有關中國稱謂的研究》第二節註二四：「在印度古老的梵文典籍中，兩部史詩《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及《瑪奴法典》也記有支那之名，然而其成書時代卻多爭論，一般以為晚於《政論》。」據同書，西方諸國記載支那之名，以印度《政論》（Athasastra）為最早。此書作者商那閻（Chanakya）為公元前三二○年至公元前三一五年在位的一位印度國王的大臣，後於秦穆公約三百五十年。書中並提及公元前四世紀中國絲已販至印度。此外，馮承鈞《西域地名》：「支那者，梵文邊鄙之稱，原為雪山以北諸種之名，後以為中國之號。」按：「鄙」者，邊邑也，猶如現代漢語說「邊境」、「邊界」、「邊遠地區」。既然有此一說，那麼「支那」即便不是「秦」字的轉音，在梵文裡雖沒有貶義，也談不上是什麼美名。
流沙河曾在《文匯報·筆會》發表《蘇曼殊說China》一文。他倒是說得很乾脆：「至今無人能夠否認英文China起源於古梵文『支那』。」順便他批駁了「或云從瓷器得名」說：「今之China支那，先是國名。明代中期葡萄牙人販瓷器到歐洲，稱其商品名曰chinaware，若漢譯應作『支那瓦』。陶瓷產品，古稱瓦器。此處ware應是瓦之譯音。支那瓦者，中國瓷也。China在ware之前，可知China國名，初無瓷器一義。後來省掉，簡稱China才小寫其字頭為瓷器之義。這已是晚近的事了。」China誠然非從瓷器得名，不過流沙河的詞源學考證有謬誤。英語ware並非漢語「瓦」的譯音。據陸谷孫《英漢大詞典》，ware可以是後綴，也可以是獨立的詞，源自古英語，而古英語中這個詞又來自古日爾曼語，與漢語無涉。以小寫china指「瓷器」，其實是修辭法裡的「換喻」（metonymy），以產地取代產品。中國瓷器譽滿全球，遂以產地中國換喻產品瓷器，乃至泛指所有精美瓷器。同理，北京鴨為西方人稱羨，英語遂以Pekin直接稱呼北京鴨（亦見《英漢大詞典》）。漢語裡也有例可舉：龍井產好茶，我們到茶葉店買龍井綠茶，只說「要二両龍井」就夠了。
筆者之所以在本文開頭提到那個討論會上的舊事，是因為近日讀法國古伯察神父的《中華帝國紀行》，也涉及此一問題。法國天主教遣使會傳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egis Huc，一八一三—一八六○）於一八三九年來華傳教，一八四四年與秦神父（Joseph Gabet，一八○八—一八五三）從多倫出發穿越戈壁沙漠，一八四六年一月到達拉薩，兩個月後被駐藏大臣琦善驅逐。根據這段經歷，他寫了兩卷本《韃靼西藏旅行記》。他與秦神父被從西藏押送到成都後，卻受到四川總督保興的善待。此後他們經湖北、江西，入嶺南，從廣州出境，一路上備受禮遇。後一段經歷成為兩卷本《中華帝國旅行記》的素材。
卻說兩位神父抵達湖北宜都，會見年輕的知縣。在那個中華帝國的大門剛被西方列強強行打開的時代，這位僻處內地的官員已對外部世界充滿好奇心。他興致勃勃聽完神父們對歐洲諸國的介紹以後，想知道他們怎麼稱呼他自己的國家。他第一次聽到中國被叫做China，中國人叫做Chinese後，心生疑慮，大致說了下面這番話：
我們稱貴國人為西洋人，西即西方，洋即大海，人即人民，合起來就是大海西邊的人民。如果要描述某些特定的國家，我們盡漢語所能，忠實地傳達。因此我們說弗蘭西的時候，指法國人。我們有時抓住某國人的某一特徵，如把英吉利人叫做「紅毛人」，因為據說他們身上長着紅毛。把亞美利加人叫做「多色旗人」，因為據說他們的船隻的桅杆上升一面多色條紋的旗子。相信你們的China和Chinese也是同樣，既然並非源於漢語，它們在你們的語言中一定有所指了。【在前文的一條譯註中，本書譯者轉引《韃靼西藏旅行記》中譯本譯者據《籌辦夷務始末》引用的《保興奏嚴訊在藏所獲法人情形摺》，內稱「盤獲弗蘭西夷人」云云。文中「弗蘭西」三字左側都有一「口」字。加「口」旁表示譯音，與該漢字原來的意義無關。因此，在記錄知縣那段話的譯文中，為了還原歷史真實，「弗蘭西」三字也帶「口」旁。既然如此，那麼知縣口中的「英吉利」三字寫成文字也應該加口旁，因為當時的清廷官方文件對外國國名譯名作此處理並非只對法國。此外，「多色旗人」顯然翻譯不當，也不像口語。法文原文與英文譯文必是翻譯中文「花旗」，中譯本沒有還原。】
知縣這段話倒是給我一個啟發。清廷翻譯西方國名，一開始就採用音譯，而且頗用了些好字眼。英國為「英華」之國，法國為「法治」之國，德國為「有德」之國。「英吉利」則為好上加好，「美利堅」更了不起，既「美」復「利」更「堅」。可能為了避免臣民誤解這些國名本來就是美名，如我們的「大元」「大明」「大清」，官書上才為有些字加了口字旁。這種做法既畫蛇添足，又行不通，後來自然取消。近代知識開通，我們知道這些國名皆是譯音，與漢字的字面意義無關。不佞妄加猜測：古代印度，最早用本身另有其意義的「支那」譯「秦」字之音。後之印度人不察，忘其起源，遂以為這是他們自己給北方那個大國取的名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