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愛蓮的異國情緣
圖：戴愛蓮在中國舞蹈界享有很高的聲譽
大約在我11歲時，母親從英國給我帶來了一本雜誌《舞蹈時代》，裡面集中評論了兩位世界著名的芭蕾藝術家，一位是安東·道林，一位是阿里西婭·瑪科娃。我對他們非常崇拜，就寫信給他們，向他們索要簽名照片作為留念。他們不僅滿足了我的要求，並且還答應我到他們的工作室學習芭蕾舞。我高興極了！1930年，母親帶上我和姐姐坐上海船，歷經顛簸到達了英國的首都倫敦，開始了師從道林的異國學藝生涯。
當時的英國，跳芭蕾舞的都是白人，不像現在，什麼膚色的人都有。我是華人，學芭蕾比較晚，加上個子矮，進不了芭蕾舞團。道林就經常鼓勵我。上安東·道林的芭蕾課，完全是一種享受！他的組合那麼富於樂感，那麼舒暢，毫無苦澀可言。在他那裡學習，我有了區分教員好與差的能力。
後來我得知，練習芭蕾應該每天都堅持。於是我又去了瑪麗·蘭伯特和克拉斯克︱萊恩芭蕾學校，在那裡受到了世界級大師的悉心教導，也遇到了日後大名鼎鼎的芭蕾舞藝術家、大編導和舞蹈評論家。1932年，我第一次在英國登台表演，在場面宏偉的歌劇《海華沙之歌》中擔任群舞。
我在英國將古典芭蕾可學的東西差不多都學到了，但這並不令我滿足。這時我看到了現代舞蹈家瑪麗·魏格曼的演出，並且被現代舞深深地打動了。當時現代舞在英國尚屬於新生事物，而且它與芭蕾又是相互輕視、相互對立的，我是學芭蕾舞的，因此有人對我有敵意，可我是為了多學些東西，故此依舊去上她的課。爭強好勝不服人的脾氣使我自編的《進行曲》表演得很成功。但後來還是因為觀念問題，老師不希望我再來上課了，把我開除了！但我還希望積累現代舞的經驗，於是我又申請加入了恩斯特─洛娣·伯克舞蹈團，在那裡我做了差不多兩年時間的獨舞演員。
1936年，父親破產了，生活變得十分拮据，但我懷着對舞蹈的滿腔熱愛還是留在英國了。父親的資助只夠付房租的，這逼迫我必須經常「打工」才能養活自己。為了生計，我打掃衛生、在電影裡「跑龍套」、做服裝模特兒等，什麼都幹。這期間也結交了許多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在這些藝術家朋友們的幫助下，我得以經常享受免費觀摩繪畫、聽大師級的音樂會、觀看高水平的芭蕾舞演出的待遇，這一切對我提高藝術修養都是大有益處的。雖然那時我們很窮，但人們精神很愉快，過着貧困而充實的藝術家生活。
兩周戀情影響一生
1939年夏天，我通過了尤斯的考試，進入了位於達亭頓莊園的尤斯︱雷德學校，開始了在那裡繁忙的學習生活。在那裡我遇到生命中一個極其重要的人物。他就是威利·蘇考普。
威利·蘇考普是奧地利人，當時他被邀到達亭頓訪問三個月，從事雕塑創作。我認識威利，是在參觀他的工作室的時候。他是單身漢，自己不開伙，只在學校的餐廳就餐，我們也在那裡時常碰面。由於我們兩個人的思想、經歷有很多共同之處，那時候我正好沒找到工作，個人生計沒有着落，威利表達了想為我雕塑的願望，但他說他是窮藝術家，沒有經濟條件請我，我說：「我不是為了賺錢做事情的，只要有地方住、能自己做飯，就滿足了。」於是我們就合住在一起了。他的工作室裡恰巧有個墊子，我就將就着睡在地板上。
威利·蘇考普的性格溫柔友善，可工作起來卻異常勤奮。我每天都仔細觀察他是怎麼工作的。一天，他在創作的時候突然皺起眉頭，我於是問他怎麼了。他說：「世界大戰開始了，我的未婚妻西蒙在法國度假，我怕她困在法國回不來了！」那個時候我特別敬重他，希望他好，就盡量安慰他說，戰爭總會結束的。
星期天，我陪他到森林裡散步。遇到路上有水的地方，他怕我踩着水，就把我抱過去。走着走着，他忽然問我的生日是什麼時候，我回答是1916年5月10日，他告訴我他的未婚妻西蒙的生日是1917年5月10日。他已經訂婚了，因而對我沒有什麼別的意思。我也知道我們是相見恨晚了！
跟他在一起只有兩周的時間，但我感到非常舒暢，我不知道他對我的感受如何？反正我認識了這個人，也真的愛上了這個人！無奈威利已經承諾和西蒙結婚了，他要遵守諾言。
這段戀情發生在短短的兩周裡，卻影響了我的一生。我一直在努力忘記。然而我沒有忘記，我的悲劇也就在於此：我很想忘了他，但卻總也忘不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奧地利的生活特別困難，威利的父親自殺了。有一次他給我寫信，說是生活狀況極差，向我求援。我當時已回國，並已和葉淺予結了婚，也沒有什麼有效的辦法。
1940年我認識了葉淺予。我看到了葉淺予的速寫作品，感覺他很有才華、很了不起，崇拜他的才華和能力。而且他又是進步人士、《今日中國》雜誌的負責人，與「保衛中國同盟」聯繫緊密……我覺得，這個人有這麼多的優點，我一定會愛上他！若能真正愛上他，我就能忘記了以往的一切。這是我的真實想法。
既然有了這樣的抉擇，我就要付出努力。首先應該讓他了解我的過去，這樣他才可能更好地幫助我。但每當我提到威利的事情，葉淺予都不要聽，他認為那是我個人過去的私事。
兩次結婚兩次離婚
在與葉淺予共同生活的10年中，我總感到他不理解我。雖然他非常愛我，但我卻沒有像最初想像的那樣深深愛上他。在工作中，葉淺予給了我很大的幫助。然而我們的心不能貼得很緊，直到最後，他也沒有真正理解我內心深處的想法。我耐心等了10年，最終還是失望，我決定提出離婚。
而此時的威利卻擁有自己的幸福家庭，我也希望自己有幸福的家庭生活。這導致了我的第二次婚姻。我在排演《和平鴿》時和同事丁寧合作得很融洽，他比我年輕得多。當時我認為嫁個同行，在工作中能相互合作，生活也會幸福。於是，1956年，我和丁寧結婚了。然而婚後不久，我就後悔了：我對他的性格和為人缺乏了解。
我這一生，結婚兩次，又離婚兩次。但我一直無法忘記威利，我心裡依然愛着威利。
「文革」時，我總在想，威利現在生活得怎樣？我寫信到特立尼達島和英國。後來好長時間，威利也無音信。一直到1978年，有一位蘇格蘭朋友帕特里夏·威爾遜幫我找到了威利。在他的工作室，她看到了威利為我雕的頭像的照片。
1979年在英國倫敦舉辦了「拉班百年誕辰紀念」的國際會議。我和威利在會場見面了。雖然遠隔40載，一切彷彿昨日一般。幾天後，西蒙請兩位老師和我們到她家中吃晚飯。當時威利興奮不已。後來，威利到我的住所來看我，他那天身穿白色西裝，非常瀟灑。我們坐在房後的花園裡長談了我們分離後的40年。我對威利說：「多少年了，我一直都無法忘記你！」
與威利有始有終
從1979年起，我從事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幾乎每年都去英國和途經英國，有機會拜訪威利和西蒙。在英國期間，我曾陪威利看雕塑展覽，一起散步。和威利見面，我總是感到幸福和愉快。我們似乎有說不完的話和聊不完的事。
1993年，西蒙去世了，當時我在倫敦。
1994年，威利獨居時輕度中風。其實，他在80年代也曾輕度中風。這次，威利問我：「你能留下來陪伴我嗎？」他的兒子米歇爾（也是我最親的乾兒子）告訴我，他們曾試圖為父親找保母、管家，威利都不同意，他只希望我能和他做伴。
從這個時候起，我公開地和威利相處，照顧他的生活。到1995年威利去世時，我一直都在他的身邊。「你真像天使一般好！」米歇爾對我說：「你們有個開始，也有個結束。」
摘自戴愛蓮《我的藝術與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