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為什麼沒有被劃成右派/□吳學昭
錢鍾書1957年為什麼沒有被劃成右派分子？這個話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很熱鬧了一陣，有人提問，有人作答，有人自說自話，至今似乎也沒有完全過去。
我也傻乎乎地問過楊絳先生：「很多人都奇怪錢先生怎麼逃過1957年這一劫，沒有被劃成右派分子？」
楊先生反問我：「錢鍾書憑什麼應該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鳴大放，他沒說一句錯話，說的全都正確，卻也不是違心之談，憑什麼該是右派呢？無非憑那份黑材料，認定他是『全國最反動的知識分子』，還有別的理由嗎？」
楊先生所說的黑材料，是指1955年肅反運動中，新北大背靠背搜集的知識分子政治排隊材料，後被收入高等教育部報送中央的關於北京大學的情況簡報，題為《北京大學典型調查材料》。這份材料，1956年1月在中央召開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期間，又被印發與會者參考，錢鍾書的反動名聲，亦由此而越傳越廣。
這類材料雖名為調查，最初一般但憑群眾檢舉揭發，不加查證核實，不與本人見面，分別放入個人檔案。因此有人至死也不明白自己何以成了每次政治運動都逃不掉的重點，即所謂的「運動員」。而錢鍾書先生比較幸運的是，他檔案中的黑材料，「文革」中被人用大字報給原原本本地捅了出來，同他本人見了面，使他有可能針對問題提供線索，要求查明，予以澄清。
黑材料的內容因涉及黨和國家領導人，難免引起震驚。錢先生那時本已「下樓」（即走出牛棚），自己又夾着書準備「上樓」。可是文學所的革命小將阻止了他，說：高端問題已經查清，大字報所控的「告發」人，否認有此告發；至於其他方面，錢先生的說明，比他們的調查還詳細得多。
這事原已過去，只有經歷過「文革」的文學所老同事還能憶及，楊先生的《幹校六記》略有簡述。只是改革開放以後，有人從舊書舊貨市場淘到一份當年北大知識分子政治排隊材料，不知出於何種考慮，認定「這是一份秘密報告，一般不為人所知。就是錢先生自己，也蒙在鼓裡」，「是關於錢先生人格和思想的一個重要材料」，〔見《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4期第207頁讀者來信《錢鍾書與清華「間諜案」》。〕一再將材料中有關錢鍾書的部分摘錄公布，作文發表，而對材料誣陷內容不予澄清，以致許多讀者信以為真，或半信半疑，或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總之，似是而非，廣為流傳。這也許正是「反動教授」錢鍾書為什麼沒有被劃為右派，成為熱門話題的重要原因。
為澄清事實，避免誤導讀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給曾刊出上述材料的《新文學史料》編輯部發去一份公函，指出：「材料中所列舉的全部所謂『問題』，錢鍾書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已一一調查清楚，做了結論。」認為此說「純屬空穴來風，查無實據。」錢先生本人也並非「一直蒙在鼓裡」。〔引自《新文學史料》2004年第1期第205頁《新文學史料》編輯部說明。〕
《新文學史料》編輯部應文學研究所要求，就刊出讀者來信的來龍去脈以及文學研究所的來函，於該刊2004年第1期上作了說明。客觀、透明，體現了該刊一貫的嚴謹作風，不像同樣刊出上述材料的許多報刊，只圖熱鬧，不屑作任何澄清。
文學研究所的公函稱，錢鍾書「材料中所列舉的全部所謂『問題』，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已一一調查清楚，做了結論」。令人費解的是，全部「問題」既然早已查清，緣何於十年後的「文革」中，又重新作為罪證拋出？
楊先生稱黑材料為「背後扎來的一刀子」，防不勝防。她不明白，人要有良心，講良心，「怎麼可以無中生有，編造罪名陷害人，是昧良心的呀！」可能是黑材料為他們帶來太多傷害，事過多年談起還憤憤然。
我勸楊先生，「問題」既已查清，就別再多想。過去許多事情，都與極左思潮、寧左毋右有關，運動不怕過頭，上綱惟恐不高；不重調查研究，不講實事求是，沒有無罪推定，缺乏反坐制約，致使有些居心不良者誣陷他人，肆無忌憚。……好在如今已有相當改進，至少不再以群眾運動的方式審幹和解決思想政治問題，逐步健全法制，向法治社會方向努力。
我請楊先生「言歸主題」，談談他們在1957年反右前後的情況，我說您二位在「大鳴大放」中不鳴不放，難道對後來的反擊右派有先見之明嗎？
楊先生答：「哪有什麼先見之明。錢鍾書和我都『脫離政治』，歷次運動都不積極。
「解放前，我們是讀過大量反蘇小說的。但我們不願遠走他鄉去當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們愛祖國的語言文化，也不願用外文創作，所以在世局嬗變之際選擇留下。謠言傳說共產黨要『殺四十五歲以上的知識分子』，憑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們『短命死矣』，不願離開父母之邦。這是實話實說。
「我們發現新中國並不像反蘇小說中所說的。我們既然只求『坐冷板櫈』，端上『金銀飯碗』生活無憂，有書可讀，還要求什麼呢？
「我們只是『不靠攏』，從來未表示過入黨之求。不愛開會，勉強應景。對一切運動存戒心。我們覺得政治運動總愛走極端，一切運動都運動過頭。
「我們也見到共產黨確為人民辦了好事。經過三反、思想改造運動，直以為人都變得沒有人性了，心上害怕。看了大字報，原來一點沒變。只要知道人性未改，我們就很稱心。
「風和日暖，鳥語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經號召，我們就警惕了。上面一再號召鳴放，四面八方不斷動員催促，請客吃飯座談，鼓動鳴放。其中有我們的老相識，也有人是我們心目中的政客。幾位老相識還親自登門來敦勸我們鳴放；當初號召知識分子改造是他們，這會兒號召鳴放罵黨也是他們。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說話都正確。錢鍾書說：『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隨聲附和。』
「我們從未參加過『大合唱』，鳴放也是『大合唱』，這回是大合唱罵共產黨。我們不參與『大合唱』，完全是自然的。
「1957年春錢鍾書曾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認為他發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號召鳴放是真心誠意，沒想到首當其衝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聽得惱了，不禁變臉了。多年後看到各種記載，聽到各種論說，才知道『引蛇出洞』是經過長期策劃的手段，使我們想起來都後怕，對『政治』更加悚然畏懼。所幸我們當時雖對右派言論思想上有種共鳴，卻沒有發表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逃過了厄運。」
我說：「不幸的是全國未能逃過此劫的知識分子有五十五萬之多，有些人並沒有任何右派言論，最後也被劃成了右派分子。」
楊先生說：「這我知道，我弟弟就是這樣的右派。運動中他對一位愛胡說的同事警告說，少胡說吧，已經快要劃你右派了。那人立即報告組織，後來此人無罪，我弟弟卻當了右派。他是眼科專家，要動手術的。右派罰作苦工，手指不靈活了。改正錯劃後只教書，不看病了。」
我告訴楊先生，「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各單位落實右派政策之時，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回原單位申請改正錯劃，甚至親屬也下落不明，他們鮮活的生命，已在那場風暴和其後的磨難中化為煙雲！」
「唉……！」楊先生以一聲長嘆結束了我們的談話。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嘆息的沉重，意味一切盡在不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