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忠君思維看馮道\盧荻秋
圖：馮道事主（資料圖片）
古人云：「忠臣不事二主」。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中，朝代更替周而復始，死節之士比比皆是，讚美之聲也不絕於耳。然而，透過這貌似令人盪氣迴腸的忠義烈行，我們發現，其實為人臣者沒有絲毫獨立性，只不過是某個帝王的依附者，就像手之與臂、髮之與膚，融為一體，不可分割。所謂的「忠」其實大多是「不得不忠」。「不得不忠」自然只能是忠於君王，而不是忠於職守，所以，當官的總有一肚子揣測聖意的官場計謀，而最缺乏為民造福的職業操守。從這個意義上講，被後人唾罵了上千年的五代時的「長樂老」馮道，倒是個不折不扣的另類臣子，在他身上所體現出的職業操守就顯得頗有幾分難能可貴。馮道一生在唐、晉、漢、周四朝為臣，侍奉了近十個皇帝，位居將相高位二十餘年，屢經喪君亡國。按照傳統的忠君倫理，他早就該盡臣子之節，或隨先帝殉節，或退隱老死，可他反而毫不在意，心安理得地接受着一個個新君遞過來的橄欖枝，甚至在晚年還洋洋自得地寫下《長樂老自序》，歷數其曾經服務過的君王、獲得過的各種官職榮譽，以及其家人妻子所得到的恩賜。因此，北宋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罵他是「無廉恥者」，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稱他「乃奸臣之尤」。即便到新中國建立後，史學家范文瀾還把他看作是「五代腐朽官僚的典型」。然而，當我們跳出忠君思維的苑囿來看馮道時，就會發現，上述諸般譴責實在是腐儒之見、不公之極。事實上，馮道無論是個人品行還是道德文章，乃至政績事功，都頗有可觀之處。史書上稱其「少純厚，好學善屬文」，「惟以披誦吟諷為事」，即便是「大雪擁戶，凝塵滿席」，也能安然處之。馮道在家「丁父憂」時，趕上年景不好，便用自己的俸祿賑濟鄉里，自己卻住茅棚，地方官有所饋贈，他也一概不受。唐明宗時，馮道一改過去選拔人才只重門第的弊病，「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鎮之。」遇到豐年，朝廷無事，馮道便勸告明宗「勿以清晏豐熟，便縱逸樂，兢兢業業，臣之望也。」甚至在那樣一個戰亂頻仍的年代，馮道還注意文化建設，和同僚一起雕版印刷了不少經書著作，流傳天下。晉少帝時，契丹攻入汴京，契丹主曾問馮道：「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馮道說：「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史稱「其後衣冠不至傷夷，皆道與趙延壽陰護之所至也。」當時，契丹擄掠了大批中土士女，馮道只要遇到，就出錢贖買，再設法幫助他們和家人團聚。可以說，生逢亂世的馮道，是竭盡所能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的。不管馮道自己有沒有清醒的認識，他都是中國古代難得的不以忠君為最高原則而以蒼生社稷為最高價值的大臣之一。這與他所屬的那個非常年代有着直接的關係。五代十國只有短短的五十四年，在這個特殊的時期裡，朝代的更替決定於武力和實力，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造就了成王敗寇的殘酷事實。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各路豪傑，本來就大多是從陰謀與暴力中殺出重圍的昏君暴君，是沒有什麼道德上的高下之分的。因此，真正有擔當的人完全沒有必要死守着腐朽的忠君思想，做亡國之君的殉葬品。像馮道這樣，利用「職務之便」，盡可能地為老百姓、為後人多做點好事，實在是一種最優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