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一杯濃茶一本書/□鄧珂雲
圖：曹聚仁不愛看借來的書
我丈夫曹聚仁是教書和寫文章的。他生平有三樣嗜好，既不是煙，也不是酒。他一口煙也抽不來，喝一杯酒，就會醉的。這三樣嗜好是：綠茶、零食和書。一杯濃茶，一本書，他就「萬事莫管」了。
曹聚仁寫稿子時要喝很濃的、濃得發苦的綠茶，看書時也要喝這種茶。沒有茶，就像失掉了什麼似的，淡了也不行。每買一本新書來，他就一口氣要把它吞下去，於是吃飯也看書，上廁也看書，洗腳也看書，走路也看書，睡覺也看書。
不愛看借來的書
有一次，他買了一本剛出版的什麼雜誌，在南京路上，一邊走，一邊看，給一輛駛過的汽車裡的司機大罵：「豬囉，走路還要看書，性命也不要嗎？」抗戰時，我們旅居在江西贛縣，有一天，給他買到了一部密西爾的《飄》（即電影《亂世佳人》），這奇跡給發現了，可不得了。他一連看了兩個通宵，把它吞完，看得昏頭昏腦，吃飯都不知吃的什麼菜餚。又有一次，我忘了是什麼書了，他也看得發狂。我剛好有事要和他商量，一次兩次，他都嗯嗯唔唔的。最後我急透了，把他手中的書奪來撕成兩半本，他才恍然大悟，從夢境中回到現實來。
他有一個怪癖：不愛看借來的書，他說：「借來的書，看起來不夠味兒！」凡是坊間新出了一種書，只要他認為有價值而買得起的話，他一定要去買來。於是我們書櫥裡的書，就與日俱增。書櫥放滿了，在牆壁上裝起書架來；書架上放不下，又在房門上面釘起擱板來；陳列不下了，於是堆起來，床底下、門背後、廁所裡，處處皆是書。
我的丈夫是研究歷史學和文學的，可是他的興趣範圍卻很廣泛。在我們的書堆裡有哲理的、軍事的、經濟的、社會科學的、文學的、美術的、醫學的（其中又有中醫和西醫的）、科學的各種各類的書。有洋裝的，有線裝的；有原文、有譯本、有木刻、有畫本；有辭書，有字典等各式各樣的書。雜誌方面，近年來的《世界知識》、《文摘》、《時與潮》、《觀察》等，不用說是他的老友；其他《大眾科學》、《新聞季刊》一類，也每期必買。哪一本雜誌，星期幾出版，他是記得清清楚楚的。最近我為他整理書籍，就有七八十斤的雜誌清理出來。
舊貨店虎視眈眈
和書籍孿生的報紙，在我們家裡也如洪水一樣源源地進來；以前每天有十幾種報紙從天南地北，由報販或郵差送來，不上一個星期，寫字枱下就會堆得伸不直腳。這些書報，每為過門的收舊貨的所留戀；他們常用羨慕的口脗說：「這麼多舊書爛紙，堆着佔地方，賣了吧！」「書報愈放愈舊，為什麼不賣了？」不開書店而滿屋皆書，在他們想來，真是奇事。有的則自作聰明，判定我丈夫是做醫生的，不然的話，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內科概要》、《小兒護理學》、《盤尼西林的故事》一類的書豎在書架上呢？
他不但愛買自己的書，還要「遺害」於人，大量購買孩子們的書。抗戰時，內地交通不便，物資缺乏，他會從衡陽去買書回贛州來給三四歲的子女看。等到勝利回滬，孩子們的書就有一大筐，他也不辭辛勞地將它和行李一起運回來。我的大女也是個書呆子，一書在手，天塌下來也不管了，常常躲在屋角裡看書，而找不到她。二孩是個頑皮大王，但有書則天下太平。五歲的幼兒，看起書來，把所有的書，都從小書架裡拉出來，堆在地上，自己坐在書堆裡，可看上一兩個鐘頭；待興致過了，就拍拍屁股去玩了；於是我得為他整理起來，重新放好，所謂「遺害」者，即此也。
真的，許多人都不相信，我丈夫這些書，是屬於一個人所讀的；但我可作證，它們決不是放着做裝飾品的，他確是每本每種都看過的。有的書，如尼采的《蘇魯支語錄》、小泉八雲的《心》、莫羅亞各種傳記、《紅樓夢》等他所心愛的著作，每年都要溫習一兩遍的。自從去秋，他為了生活，到香港去後，常常寫信來說：「最近我需要一些歷史書」，或「為我撿一批新聞學的書來」……我就要遍歷他的書架，找出來這一批批書，稱好重量，包裝好，寄去。最近為了寄書，還遇到了一件小小的趣事。我送了六包書到郵局去，驗閱處的檢查員多方留難我，說只好寄三包，另三包要我帶回去。他還冷言冷語地說：「這些決不是參考書，什麼《醫學與人類》也有，《誰能在俄羅斯快樂而自由》也有，夾七夾八，什麼都有，假如是一個人所用的參考書，那人可真了不得呢！」原來這位先生斷定我是收買了這些舊書，寄到香港去開舊書店或擺舊書攤的，我真又好氣又好笑。後來他忽然瞥見了包紮紙上收書人的姓名，和每一本書的扉頁上的我丈夫的圖章，他馬上轉了彎，客客氣氣地讓我把六包書一起寄了。這個突變，不用說他了，連我也覺得不好意思呢！
藏書曾有兩屋子
說起購書藏書的歷史，我的丈夫就會傷心的。他最初的一批藏書，據說有兩屋子之多，屋在真如暨南大學附近，在一·二八之役，為日軍全部焚毀。以後每年添購，到抗戰前夕，又有不少了。
八·一三戰事起來，為了怕再遭殃，他就挑選了些精華，裝了二十多麻袋，交運輸公司搬運到家鄉浦江（浙江）鄉下去。他的老母親把這些兒子心愛的書籍，安藏在地窖裡。誰知那年敵人攻陷浙東，家鄉淪陷，敵人放火燒屋，全部書籍與屋俱毀。一部分留在上海不及運走的，是我替他安排的，共分四處寄放。一處是《社會日報》陳靈犀處，一處是我的親戚家，那時他們從虹口逃離到租界裡，住在某銀行大廈的五層樓上，那些書，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搬到上面去的。這兩處的書，雖不免零星失散了些，但總算保存了一點。
另一處是我的媽媽家，日軍佔領租界那一夜，我的弟弟和妹妹（他們都是激烈的抗日青年）連夜檢點書籍，把左傾的激烈的，一包包偷偷地在黑夜裡丟到荒地和垃圾箱裡去。書以外，還包括魯迅、茅盾、徐懋庸和周作人等寶貴的書信，一部分則塞在抽水馬桶裡。另一批書是寄在某書店裡的，書店受敵人壓迫，老闆生活困難，我們的書，給他擺地攤賣掉了。戰爭中，我們在東戰場各城市旅行，書籍愈帶愈多，為了旅行不便，隨處丟了。
後來旅居贛縣五年，又積了一大堆書。一九四四年冬，敵陷贛縣，我們人和行李尚未逃避，書籍卻先裝了七八大簍，託人東運到上饒。勝利以後，又輾轉水運抵滬，不免散失了些。這些就是現在書架上那批又黑又粗的土紙印的書籍。解放前的幾年，物價日日飛漲，生活艱苦，但書是第二生命，它像粥飯一樣的是必需的糧食。我們仍絡絡續續地添購着，又不覺滿架滿閣了。
我的丈夫雖愛書，但有時也不免為書所苦。譬如戰爭一起，自己還不知應如何安排呢，卻先要安排這些又重又笨的舊書。生活困難的時候，它又變不了錢；太平時，賣給舊書店裡，一斤斤當紙稱出去，看他們一本本轉賣出去賺錢；亂世時，連舊書店都不收，只好賣給大餅店裡去包大餅了。（天呀，不管是羅素的《自由與組織》也好，哈代的《苔絲》也好，他們都要一張張拆下來，去包大餅的；這樣的話，我們是寧可挨餓的！）
在我們的箱子裡，沒有一件值錢的衣服。在銀行裡，我們沒有一個錢存款。我們每月的收入，要支出百分之三十去購買書籍。書籍就是我們的財產。我們的財產，就是人家所稱的「廢紙」。
我的丈夫，也許有些讀者對他很熟悉吧：他的筆名陳思，原名曹聚仁。
（摘自《文壇三憶》，三聯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