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書法、碑刻珍賞/沈鴻鑫
圖：《吉祥遍至口和本續》
西元十一世紀初，在我國西北地方有一個以羌族中的党項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王朝，這就是西夏王朝。它從1038年至1227年（即北宋景祐五年至南宋寶慶三年），歷時189年，鼎盛時期其疆域包括今寧夏、陝北、甘肅西北部、青海和內蒙的部分地區。西夏景宗元昊命謨甯令（大臣）野利仁榮仿照漢字的形體結構創製西夏文字。西夏文形體方整，筆劃冗繁，大多在十畫以上，以點、橫、豎、撇、捺、折、折鈎等組字，絕大多數為會意合成字和音義合成字，象形字和指事字很少。西夏文結構複雜，一字一音，共有5800多字。這種文字從方塊字這一點來說，與漢字相仿，但又無一與漢字相同。西夏文創製後，元昊把它定為國字，下令推廣，並用以紀事及翻譯經典。他還設立蕃字、漢字兩院，漢字院練習正、草二體；蕃字院練習正、草、篆、隸，其官銜相當於唐、宋的翰林。漢、蕃二字院不僅是表章誥牒的起草機構，兼有研究推廣漢字、西夏文書法的職能，而且是科舉取士的機構。可見西夏的統治者對書法是頗為重視的。此舉使西夏文的應用推廣到西夏的鄰近地區，具有較大的影響。
西夏文的書寫也有楷書、篆書、行書、草書之分。楷書多見於雕版及其印刷的書籍，篆書見於碑文，行草則見於手寫的文書、審案記錄、買賣契約等。當然，在西夏書法中，西夏文書法是最有特色的部分，它也是西夏藝術中的一道靚麗的風景。
因為在西夏，西夏文是一種主要的交流工具，所以西夏文書法涉及的領域比較廣泛。如佛經、字典、檔、契約、藥方、刻本、碑銘、印章等等方面均有發現；而且涵蓋了楷、行、草、篆、隸等各種書體。
西夏文一般結構比較繁複，筆劃較多，尤多斜筆、撇、捺，使字形的四角都比較飽滿，這為書法的形體美的創造提供了較好的基礎。這比較適合用楷書寫法，所以西夏文書法中楷書的成就為最高。泥金字寫本《金光明最勝王經》是西夏文楷書中的珍品，這是一本手寫佛經，以質地厚韌的紫青色紙，用泥金書寫，字體工整秀麗，結體勻稱，末筆無論鈎、捺清勁有力，排列齊整，疏密有當。西夏壽陵（7號陵）西碑亭出土的西夏文殘碑，結體勻稱，筆點畫規範，筆力遒勁。西夏文的楷書在一些刻本中也有上佳的體現。《番漢合時掌中珠》是党項人骨勒茂才編寫的一部西夏文和漢文對譯的字典，它的刻本中西夏文用楷書書寫，字體既工整又不拘謹，筆致比較活潑，有些筆劃繁多的字寫得稍大一點，雖是刻本，但筆意濃郁。黑水城出土的《音同》有甲種本與乙種本，這也是一種字典，對照甲種本與乙種本，顯然甲種本結體不夠勻稱，有個別字牽強彆扭，用筆也比較生澀，這是西夏早期的作品，乙種本就顯得較為成熟，不僅字字正穩，而且顯得氣韻飽滿生動，這是西夏晚期作品，從中可以窺見西夏文楷書的發展軌跡。
1991年在賀蘭山拜寺溝方塔出土了《吉祥遍至口和本續》，這是一部西夏文密宗佛經的刻本，共有9冊220多頁，計10餘萬字，白麻紙精印，蝴蝶裝，用楷書刻印，墨色清晰，字體工整秀麗。根據刻本中發現有倒字，版框欄線四角不銜接，版心行線漏排，而西夏文誤排成漢字，殘留隔行竹片印痕等情況，考古學家牛達生考定其為活木版印本。這是迄今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這樣把我國發現活木字印刷的歷史提前了幾百年。
行書是西夏文中應用較廣的一種，常用於手寫的文書，如審案記錄、醫方、買賣契約等，可惜遺存下來的墨蹟較少。西夏文的草書深受唐宋草書家的影響，以今草為多，但其中也有學章草的，如拜寺溝方塔出土的《西夏文長卷》，它的布局頗為嚴謹，字形端嚴而筆勢飛動，字與字並不相連，但其筆劃屬連，如第七行第七字，有點像漢字草書「別」，這幅字中其斜捺的收筆都有燕尾的波腳，斜撇也有章草的筆勢意味，總之章草的特徵比較明顯。而拜寺溝方塔出土的《西夏文草書》以及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醫方》，近似今草，筆劃假借、連寫、牽絲、映帶都有體現，如前者右端倒數第二行上面三字用連寫方法一氣呵成，而後者有數字都是草意極濃的，這兩幅都是西夏文草書中的上品。還有《孝經》，結構自然勻稱，筆劃簡約流暢，也是西夏文草書中的傳世之作。
西夏文的篆書是在西夏文楷書的基礎上，參考漢字篆書形體構成特徵而形成的一種書寫方法。因為西夏文本身形體就近似漢文中篆書的長方形。所以西夏文所寫篆書圓轉婉通，十分美觀。無論《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的西夏文篆額還是壽陵出土的西夏文殘碑，都顯得端麗古樸，氣韻生動。西夏篆書在形體和用筆方法上深得漢文篆書之妙法，且有本民族文字的獨特之處，可以說在書寫技巧和功力上已經相當純熟。
在西夏文書法作品中，隸書見得較少。隸書是一種裝飾性強的書體，它的特點是字形扁方，橫平豎直，而橫長豎短，撇、捺向左右開張，大多取橫扁字勢，形體方正整飭厚重，用筆講究蠶頭燕尾，橫畫收筆有波磔，撇畫收筆處轉筆翻挑，轉角均用方折。西夏文隸書比較少見的原因，我推測為，西夏文的字形略呈長方形，豎略大於橫，這就使西夏文書寫隸書造成較大的難度，或者說西夏文不太適合用隸書書寫。然而，西夏文隸書也仍有一些遺存，如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三才雜字》甲種本就是隸意較濃的書法作品。
西夏書法的特點，一是鮮明的民族性和相容性；二是具有明顯的實用性；三是注重裝飾美。
西夏的碑刻大多建於塔寺建築、墓葬、橋樑等處。其中有西夏文的碑刻，有漢文的碑刻，還有西夏文與漢文合璧的碑刻和西夏文與藏文合璧的碑刻等。碑刻的書體主要是楷書和篆書。保存下來的碑刻數量不多，其中重要的有《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黑水建橋敕碑》等。在西夏王陵也出土了一些西夏文和漢文的碑刻，但均有不同程度的殘破。
現藏於甘肅武威市博物館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是一方西夏文和漢文合璧的碑刻。它是1804年由清代學者張澍發現的。張澍（1776-1874），字百瀹，號介侯，甘肅武威人。嘉慶時考中進士，選翰林院庶起士。他曾在貴州、四川、江西等地做縣官，又是一位金石、史地的研究學者，撰有《西夏姓氏錄》、《西夏紀年》、《夏書》等著作。1804年張澍因病從貴州玉屏回到武威休養。一天，他和友人同去遊覽武威城北的大雲寺，此寺始建於前涼，名為宏藏寺，至唐改名為大雲寺，西夏時又改名為護國寺。張澍見大殿後有一碑亭，前後皆有磚塊封砌得嚴嚴實實。問一老者也不知為何碑，但是說不能開啟，若開啟必遭災禍。張澍想看個究竟，就請住持僧人拆其封，但住持怎麼也不肯。張澍說，若有禍害，我輩承當，與住持無干，住持這才應允。於是請了幾個民工將封砌的磚塊開啟，這才見到一座高大的巨碑。看那碑面的字體方整與今楷無異，「乍看字皆可識，熟視無一字可識」。張澍在碑的陰面看到用漢字鐫刻的碑銘，才知其意。碑陰還刻有「天祐民安五年歲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的漢字，張澍由此認定此碑乃是西夏碑。張澍在《書西夏天祐民安碑後》一文中記述了他發現此碑的經過，在文末他說：「此碑自余發之，乃始見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種奇書矣」！張澍不僅是第一個發現感應塔碑的學者，也是第一個明確識別出西夏文字的學者。
《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鐫刻於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5），原矗立在涼州（即今甘肅武威）大雲寺內，這是一座西夏文和漢文對照的碑刻，碑高2.5米，寬0.9米。正面刻西夏文，碑額為篆書2行8字，意為「敕感應塔之碑文」，正文用西夏文楷書鐫刻，凡1820字。碑的背面用漢文鐫刻，碑額亦為篆書，原有3行12字，上部已漫漶，殘存「重修、寺感、碑銘」3行6字，正文為楷書。碑銘無論西夏文、漢文都很秀麗工整。題名兩側各有線刻翩翩起舞的伎樂菩薩一身，碑端有雲頭寶蓋，四周有線刻卷草紋裝飾。碑銘記述的內容頗為有趣，它記述了自前涼張軌修寺建塔以來屢見靈瑞的情況。說西夏惠宗即位，某次羌兵來犯，是夜雷電大作，塔現神燈，嚇退了羌兵。還特別寫到天祐民安三年，涼州發生地震，佛塔發生傾斜，崇宗下令搶修，但還未動工，塔身竟自行恢復原位了，為此西夏皇太后、皇帝下詔重修、裝飾佛塔並立碑紀事。這裡講的佛塔傾斜而復位，可能是餘震所致，當時被認作佛塔顯靈了。碑文語句樸實生動，文采斐然，西夏文碑銘雖然內容與漢文碑銘略同，但敘述方式不盡相同，其中有一段用四、七句對偶的駢文寫成，很有特色，如「五色瑞雲，朝朝更復金光飛，三世諸佛，夜夜必繞聖燈現」。「聖宮造畢，功德廣大前無比，寶塔修完，善緣圓滿識量高」（譯文）等。1927年武威又發生了一次大地震，大雲寺和感應塔都遭到傾覆，毀於一旦，所幸感應塔碑總算得以保留，後被移至文廟。1961年國務院公布為首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是迄今發現的最完整的西夏碑刻，不僅鐫刻上乘，書法精美，而且對研究西夏的歷史和文化具有很高的價值，堪稱瑰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