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屋：獅子山下安樂窩/□陳 翠
圖：徙置大廈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大批在戰時逃返故鄉的香港居民重回家園，他們面對頹垣敗瓦、無處容身的窘境，只能在市區邊緣，搭建或租住簡陋的寮屋棲身。這些僭建的竂屋，初時在市郊疏落地出現，後來沿着山勢慢慢地擴展開去。據統計，一九四九年香港的二百萬人口中，就有三十萬人住在寮屋內。
其實港府早在一九三五年已考慮在較偏遠的地區設立新市鎮，以安置大量人口之用。然而卻因戰事在即告吹。一九四七年，英國建築師阿拔高比也向政府舊事重提。當時民間成立的房屋協會（一九四八年創立）於一九五二年首次在深水埗建造了李屋（即後來的李鄭屋村徙置區），以解決低下層居民的住房問題。可是，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情況依然嚴峻。
公屋政策轉捩點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夜，白田村的竂屋突然火光熊熊，轉瞬間，火勢已經蔓延到石硤尾百步梯處，向窩仔村直逼過來。一夜間，家園被焚毀的災民高達五萬人。這次事故迫使政府面對及解決寮屋的徙置問題。
一九五四年四月，市政局緊急小組委員會提出報告，建議由政府直接介入，斥資興建多層的徙置大廈，用作安置災民及將來清拆的竂屋居民。徙置大廈以混凝土建成，既可防火防風，亦可防止大型災難再次發生，避免人命財產的損失，和減少庫房因救災而耗用大筆開支。
由於資源有限，當局設計作為應急的徙置大廈時，務求以最低廉的成本，在最短的時間內，興建能容納人口眾多的住宅，因此早期的徙置大廈，難免有人口密度過高，基本設施不足等先天缺陷。然而，和寮屋相比，徙置大廈的設計規格及措施明顯地更為優勝，而且租金比寮屋還要低廉。
這時期的公營房屋，分甲、乙兩類，甲類公屋設備較佳，如北角邨；乙類公屋則包括七層高（連地下）的徙置一、二型大廈，設施較遜。當時政府為要合乎經濟原則並在最短時間內安置災民，大量興建乙類的徙置大廈。大廈沒有安裝電梯，每層共有八十八個居住單位，由大廈外廊連貫起來，成為居民日常的活動空間，在設計上不但促進睦鄰關係，也讓單位內減少吸收太陽輻射熱能。此外，地下作商舖、天台作學校，提供了生活上基本的需要，使每座大廈儼如一個小社區。
十年建屋計劃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發展的徙置三、四及五型的廉租屋，甚受市民歡迎，這些全是中央走廊式板條型的大廈（Slab Block），四、五型的廉租屋樓高十二至二十層，設有電梯，可安置更多住戶，每個單位更設有獨立廁所及露台式廚房，直接改善了家居衛生環境。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當時的總督麥理浩爵士公布了一項周詳的十年房屋計劃，目的是為一百八十萬人提供有獨立設施的公屋單位。為此，香港房屋委員會（簡稱「房委會」）於一九七三年成立，負責香港公共房屋（簡稱「公屋」）的發展。從此掀起了香港的新市鎮發展──在偏遠地區有規劃地發展自給自足的社區。而配套設施也變得多元化，由康樂、教育、消閑及飲食，以至交通、社會及醫療服務等設施，一應俱全。公屋社區的建立，加強了居民的歸屬感，激發了社區的活力，進一步鞏固守望相助的睦鄰精神。
這期間，雙塔式標準公屋的發展，成為當時劃時代的設計。其中央光井不但可引進天然光和改善通風，也可改善治安，若發現可疑人物在一個單位鬼鬼祟祟地出入，只要戶主在中央光井的走廊高聲呼喊，樓上樓下的鄰居便很容易發揮守望相助的力量，遏止罪案發生。
這一代的公屋設計，基本上室內只有一個生活空間，並沒有「梗房」。住戶需自行用家俬或木板間隔或「朝行晚拆」，以便一家人吃飯、看電視、做家課、睡覺等，私人空間無疑相對地缺乏，但也促使一家人的關係變得更緊密。這時，香港亦從小康社會步入經濟更繁榮的年代。
不斷完善與重建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房委會開展整體重建計劃，把破舊的徙置大廈變成設施齊備、有獨立浴室和廚房的現代化多層公屋大廈。隨着居民對保安及私人空間更為關注，公屋的設計也不斷作出改善，例如後來的「H」形設計改善了雙塔式的噪音問題，「Y」形的設計，則改善了「H」形單位互相對望而帶來的私隱問題，以及進一步改善了自然通風和採光。此外，單位內的空間採用了靈活的間隔設計，讓居民可按他們家庭的人口、個人喜好及生活習慣使用空間。進入九十年代，為了地盡其用，十字形和諧式公屋及居屋，取代了佔地較多的「Y」形公屋，在規劃上更有效地運用資源。此外，房委會透過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與居民一起監察管理公司的服務表現和改善邨內居住環境：例如地下大堂內裝設大門、防盜電鎖，電梯內也安裝攝錄機，以進一步保障居民安全。
面對二十一世紀香港的經濟轉型，房屋策略亦要重新檢討。一方面通過機械化的建築技術，採用實用的材料及設施，以有效地運用資源，探求長遠的成本效益。另一方面，建築師更需廣泛地利用電腦科技，模擬環境生態（如「微氣候」研究），務求在通風、採光、太陽熱能的吸收和環境噪音的控制上，能配合建築設計，進一步綠化居住空間及環境，落實環保及可持續發展的政策。
（摘自《香港建築百年》，四川美術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