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友誼的使者戈寶權\□李景端
今年五月，是外交家兼翻譯家戈寶權（一九一三─二○○○）逝世十週年。日前從南京大學余一中教授處獲悉，為懷念戈寶權先生，烏克蘭駐華使館有意提供資助，重新再版戈寶權翻譯的、烏克蘭著名詩人謝甫琴柯的詩選。回想起這本由我經手出版的書，並聯想到戈寶權與我二十載亦師亦友的情誼，不禁心潮起伏，思緒萬千。
素描戈寶權
戈寶權是江蘇東台人，著名報人戈公振的侄子。一九三五年起作為天津《大公報》的記者駐蘇聯三年，一九三八年回國進入《新華日報》，並秘密入黨。此後受周恩來指示，在香港、重慶、南京等地從事文化工作。解放後先是當外交官，後來改做外國文學研究工作。回顧戈寶權的一生，可以說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外交，二是翻譯。
先說外交活動。解放前夕，他就奉命以新華社記者的身份，赴莫斯科接收國民黨駐蘇大使館，一九四九年七月，曾陪同劉少奇秘密訪蘇。新中國成立後，他出任我駐蘇大使館首任臨時代辦兼文化參贊。五年後回國，先任中蘇友協副秘書長，後調任中國社科院外文所東歐室主任。他把畢生大部分精力，都獻給了中蘇文化交流。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安排了梅蘭芳赴蘇演出。五十年代頭幾年的中蘇高層互訪和文化交流活動，他幾乎都參與安排，他還當過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宋慶齡等多位領導人的俄文翻譯。
他出訪過三十多個國家，僅前蘇聯及其加盟共和國就去了十九次。在頻繁的外事活動中，除了在駐蘇使館這五年是作為外交官出面以外，其餘時間全是以學者或翻譯家的身份，從事民間的文化交流。通過出席國際會議，出國講學，受邀與國際友人會面等活動，傳播了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前進中的聲音，促進了外國朋友對我國的了解與友誼。為此，戈寶權不僅被莫斯科大學和巴黎第八大學授予名譽博士榮譽，還於一九八八年榮獲蘇聯最高蘇維埃頒給的「各國人民友誼勳章」。能獲得這項勳章相當不容易，迄今我國僅有曹靖華與戈寶權兩人獲得。
再說翻譯成就。戈寶權不僅精通俄文，還掌握英、法、日、烏克蘭、羅馬尼亞、世界語等多種外語。早在三十年代在大夏大學就讀時，他就開始翻譯拜倫、雪萊的抒情詩，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以及日文作品。一九三七年他參加普希金家鄉紀念普希金逝世一百週年時，就開始翻譯普希金的詩，一九四七年《普希金詩集》出版，這是戈寶權出版的第一本譯文集。
此後他既翻譯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俄羅斯古典文學名家之作，也翻譯高爾基、愛倫堡等當代蘇聯作家的作品，還翻譯東歐及亞非拉作品。八十年代北京出版社曾出版《戈寶權譯文集》，合計五卷、三百多萬字。他翻譯的高爾基《海燕》，曾收入內地中學課本；他的翻譯論文，有些已被譯成英、法、德、西、日等多種外文。他是我國研究普希金最早最全面的學者，他再版的《普希金詩集》，曾獲得中國社科院一九七七∼一九九一優秀科研成果獎，他還榮獲蘇聯最高文學獎「普希金文學獎」，烏克蘭作家協會的「伊萬•弗蘭科文學獎」和「白俄羅斯翻譯獎」。為表彰戈寶權的翻譯貢獻，一九八九年香港翻譯協會又授予他「榮譽會士」的稱號。
結識戈寶權
我與戈寶權相識於一九七八年，那時他早已是位大名人，我這個無名之輩得以認識他，全因《譯林》結的緣。當時我奉命創辦《譯林》外國文學雜誌，可我在翻譯界一個人也不認識。着急之際，見報載戈寶權是江蘇人，我就冒昧給他去信，請求對家鄉這個新辦的刊物給予指教和幫助。原不敢抱多大的期望，誰知竟收到戈寶權一封熱情洋溢的回信，還附了羅馬尼亞詩人愛明內斯庫的六首譯詩，供《譯林》創刊號刊用。得到這個超乎意料的支持，無疑大大增強了我們辦好《譯林》的信心。
一九七九年冬，我邀請戈寶權到無錫出席《鍾山》、《譯林》合開的筆會，這是我首次與他會面，他那平易近人的風度，使我們倆彷彿一見如故。他坦陳了對辦好《譯林》的許多看法，對《譯林》確定以「打開窗口，了解世界」為宗旨、重點譯介外國當代新作這一辦刊方針表示肯定與支持。可以說，戈寶權是我不惑之年才躋身外國文學界的啟蒙老師。是他，幫助我極為不易地約請到錢鍾書、楊絳、卞之琳等許多著名學者出任《譯林》編委，有力地提升了《譯林》的名望。是他，在《譯林》因刊登《尼羅河上的慘案》而挨了外國文學界一位權威很重的一棍子之時，笫一個站出來支持《譯林》。是他，針對有人攻擊《譯林》打開窗口「把蒼蠅蚊子引進來了」，立即發表《讓窗子開得更大些吧》一文，鮮明地堅持對外開放。還是他，捐出自己獲得的獎金，在《譯林》設立「戈寶權文學翻譯獎」。通過這一系列的交往，戈寶權與我，從不相識到成為知己。受之他的關愛和幫助，才有今日《譯林》的發展，而他的人格魅力，更是始終激勵着譯林人不斷前進。
懷念戈寶權
戈寶權離開我們十年了，日前戈寶權夫人梁培蘭女士告訴我，安徽教育出版社正在編輯出版《戈寶權全集》。這可是一樁大好事，戈寶權優秀品格和學術成果，值得傳承的有很多，以下三個方面，尤其令人懷念。
首先是勤奮鑽研中外文化。錢鍾書曾評價戈寶權：「外語懂得多，掌握外國文學資料多」。這「兩多」全靠戈寶權勤奮好學而來。他在大學只必修英文，後來掌握的十多種外語，全是他自學的。而且他涉獵極廣，除外國文學以外，對翻譯理論、中外翻譯史、中外比較文學、古代神話、世界宗教，以及魯迅學等等，他都有廣泛研究，成果纍纍。特別是他有過目不忘的好記憶，擅於搜集和積累各種史料和數據，以至常常被人稱做「活字典」或「活的百科全書」。羅曼•羅蘭是否寫過信給魯迅，曾是我國文壇長期爭論的一個話題，為此戈寶權查了中、法好多家圖書館，還特意走訪羅曼•羅蘭夫人，終於得出否定的確切答案。郭沫若獲悉後，曾稱讚戈寶權是個做學問的有心人。
其次是熱心對外播種友誼。戈寶權一生出境訪問七十多次，若除去青少年時期和「文革」十年動亂不計，平均每年大約出訪一次半，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以學者身份從事文化交流的。前面提到烏克蘭今日還肯資助再版戈寶權的譯詩，表明許多外國人士也很懷念戈寶權。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六日，江澤民曾為《戈寶權畫冊》題詞：「文化和友誼的使者」，這是對戈寶權多年來熱心對外播種文化和友誼的充分肯定。
還有就是愛書如命克己奉公。戈寶權一生惟一的愛好就是買書。平時在北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書店。每出差到一個新地方，他最有興趣去逛的，就是那裡的舊書店。「文革」期間，他每月只有二十五元生活費，他仍擠出錢來買書。一九三五年他在莫斯科時就訂購了一套百年紀念版的《托爾斯泰全集》，此後出一本他就買一本，歷經三十年，終於買齊了全套九十一卷，成為我國這套版本最全的收藏家。一九八六年經我提議和「鼓動」，戈寶權夫婦同意將兩萬多冊藏書捐贈給南京圖書館，在館中專闢「戈寶權藏書室」，二○○一年戈寶權夫人又將戈寶權生前自用的一批工具書及參考書捐贈給南京大學圖書館。這樣就意味着戈寶權的「書命」，在別的地方又延續了。
戈寶權買書很慷慨，而在其他方面，他卻非常克己。僅舉一例。熟人常戲稱戈寶權為「老十級」。原來一開始實行薪給制，戈寶權是「三八式」老革命，工資早就定為十級。此後每次調工資，他總是謙讓，把調資名額讓給別人，以至直到逝世，工資還是十級。許多人認為他太吃虧了，但他自己從不計較，從不向組織伸手，也不讓子女沾自己什麼光，就連因捐贈僅有的財產——兩萬多冊藏書而所得的獎金，也捐出來設立扶植青年譯者的翻譯獎。戈寶權這種克己奉公的精神，將與他的學術成就一樣，永遠銘記在人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