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立場缺失\魯人
對周作人的事情了解得越多，越覺得了解他的內心非常難。雖然，他那一代知識分子都充滿個性，但最複雜的他應該算其一了。特別是抗戰期間的周作人，雖為眾人所詬病，而他所做的另一些事情又讓人覺得作為一名普通人，他的內心是豐富而又複雜的。李大釗被殺害前後，周作人曾冒着危險將他的遺孤接到自己家裡避難，後又與友人沈尹默一起，將李大釗之子李葆華送到日本東京學習。這點連遠在南方的魯迅都給予了讚揚和肯定，他曾對周建人說：送李大釗之子赴日，當時別人並不肯管，而周作人卻掩護他，可見周作人對李大釗為主義獻身的精神是深表同情的。之後，周作人一直在竭力幫助李大釗的遺屬。一九三三年李大釗的夫人病故，周作人又與眾朋友「會談守常子女教養事」（據周作人日記）。一九三八年，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因參加著名的「冀東暴動」負傷，在決定去延安前，曾在北京暫住。又是周作人給了她許多幫助，並介紹她在北京大學做臨時教員。李星華去延安前，曾與周作人有過交流。李星華很關心周作人當時的處境，周作人讓她放心，說：「我絕不會做對不起中國人的事。」李星華問他在延安那邊有什麼事要辦，他回答：「延安我不認識什麼人，只認識一個毛潤之，請你給他帶好。」由此可見，周作人當時不但知道李星華是抗日分子，還是共產黨員。那他也就該明白自己承擔的風險，但他並未因此避之唯恐不及。當時，周作人既不是共產主義的贊同者，也不是同情者，他甘願冒着極大的危險幫助李大釗的遺孤，只是對作為朋友的李大釗個人的敬佩。這表現出了他作為中國文人的基本良知。
不過周作人並沒有兌現自己對李星華的的承諾，最終還是在偽政府內任了職，使自己的一生揹負上抹不掉的污跡。有一位日本學者曾在其所著的《北京苦住庵記》中以大量的資料，客觀地分析了周作人當時極其複雜的心路歷程；梁實秋也說過抗戰初期的周作人「沒有政治活動，沒有政治色彩，沒有政治野心。」但生於亂世，處於那樣一種境地，想避世，想「苟全性命於亂世」都是不可能的，你必須要有自己的觀點，你沒有，外部環境就會強迫你選擇。
曾有人質疑同樣對日本文化非常了解，在日本有着很大的影響，與日本文化界關係密切的魯迅，對日本的侵華戰爭沒有應有的反映，並對中日戰爭爆發後魯迅會是什麼態度有過猜疑。其實，魯迅曾在多篇文章中，都有過明確的態度和觀點，《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算是其中很著名的一篇了。同時，他也有自己的行動。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魯迅去世前一周，曾帶許廣平和海嬰到法租界看房子。去世前還囑託三弟周建人到法租界繼續幫助租賃新住處，並為此專門用假名「周裕齋」刻了一枚圖章。其所以匆匆忙忙地尋覓新居，原因就是預感到中日戰爭不可避免，決定遷出日租界虹口，這既是為了安全，也是表明一種立場。許廣平在後來的回憶中說：「那時，就是和內山書店斷絕一切關係也不可惜。」而魯迅去世後不久，許廣平就帶海嬰搬進了法租界。在評判周作人的時候，我們真該慶幸自己生在一個遠離戰火和血腥的年代，無須我們做出必須的抉擇；也該慶幸我們生在一個多元而寬容的年代，即使面臨重大抉擇，也允許人們有自己的思考。有時覺得周作人生於動盪不安，矛盾尖銳，戰爭不斷的時代，是一種頗含宿命意味的不幸。如果生在今日，太平盛世，不管他有多少弱點和缺點，都可以只做他的文人，不問世事，只求唯美，求自己的心性恬淡。正如他自己在《雨天的書自序》中所說：「我只想表現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並無別的目的。」但在國家危亡之時，是求不得個人安逸的。即使你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難處，有自己的處世哲學，你還是必須有一個符合國家利益的立場。這正是周作人被人詬病，令人憐憫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