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學堂/暨南學堂監督陳伯陶/周孝中
暨南創辦之功，首推「二陶」：其一是「陶齋」端方；其二是伯陶陳氏。
端方官居兩江總督，為辦學與海外聯繫和給朝廷上書，均由其出面，當然做了創辦人。而陳氏任職江寧提學使，相當於後來的省教育廳廳長，對於辦學的策劃、任人行政，均由其直接操辦，可謂總督的得力贊助者與執行者。
提倡「禹貢精神」
端方創辦暨南之功，論者多矣，無須贅述。而陳氏贊助之功，知者不多，宜為補書。
陳伯陶（1855-1930），字象華，一字子礪，世居廣東東莞，晚年卻做了香港九龍鄉紳。他少時在本邑石龍龍溪書院讀書，繼而負笈羊城，拜粵中名儒陳澧（1810-1882）為師。這位名師任廣州學海堂堂長數十年，後又主講菊坡精舍，從學者甚眾，伯陶立雪陳師之門多年，是出類拔萃的門生之一。他在1879年24歲時，經鄉試中舉，名列榜首，人稱「解元」。至1892年37歲時，他又在北京會試中，一舉成名，高中壬辰科一甲第三名進士，成為人們稱羨的「探花」。他得授翰林院編修，是皇帝身邊的文學侍從之臣。但他不善逢迎，官運不夠亨通，只外派做過雲南、貴州、山東等省的副主考官。1906年由學部派赴日本考察學務，兼署江寧提學使，故而來到南京，主管江蘇省的教育行政。當年端方在江蘇所辦學政，諸如創設圖書館、選派留學生及籌辦學校等項，陳伯陶都曾鼎力相助。
在暨南創辦中，陳伯陶的貢獻，主要有三方面：
其一，為國內首創的培養僑生的學堂，命名「暨南」，取自《書經·禹貢》「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其詞古雅，其意深遠。弘揚中華文化，及於南洋乃至世界。至今海外校友學人，提倡「禹貢精神」，實源於此。
其二，以提學使身份，兼任暨南學堂監督，親自制定辦學章程和經費預算，使這所新學堂有章可循。他親自兼職督辦，先後兩年時間，為暨南學堂奠定了基礎。
其三，推薦學務處同仁溫秉忠和鄭洪年兩人為籌辦暨南學堂的委員，分工負責（溫為總理，鄭為庶務長），使暨南學堂從無到有創辦起來，可見陳氏之知人善任。
有位首批僑生陳重山在《我記憶中母校往事》中說：「端方總督在總督府盛宴款待、如待嘉賓。同時，江南提學使陳伯陶先生亦到現場，殷勤慰問。提學使為粵東莞人，以同鄉關係，曾熱情問我等??冷不冷??。彼操粵音國語，聲調皆非，聞者莫不匿笑。」可見陳氏與僑生關係，親密無間，令人難忘。
自號「九龍真逸」
陳氏於1909年辭官返回故里，從此無意於仕途。辛亥革命後，他避居香港九龍，自號「九龍真逸」，儼然清朝的一個遺老，不再過問政事。1922年他曾攜重金入京，叩賀溥儀大婚，以示不忘故主。此外，他對於地方文教事業，也作出了貢獻。邑人敦請他主修《東莞縣志》，他於1921年起花4年時間，編纂完成。另外，他在九龍建「學海書樓」，為培育人才、活躍當地文化生活起了重要作用。他還有不少詩文著作，如《宋王台懷古》詩及序，《新修侯王廟聖史碑》等篇作品，對港九地方史，所作考證亦有參考價值。1930年，76歲的陳氏病故於九龍，遺體歸葬於東莞故里。其孫陳紹南在所編《代代相傳》一書中，就談到了這件事。但在2004年，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進行文物普查中，又發現了夢崗金峰嶺也有一座陳伯陶墓，而且，從照片上看，兩座陳伯陶墓的形制、周圍環境及破損之處，都極相似，看來廣州的這一座可能是按東莞仿造的。
又據報道，在清新縣沙河鎮天堂山頂，還有一座石刻圓柱，高約2.5米，稱為「探花柱」。其旁有「光緒壬辰科探花及第陳伯陶」字樣的刻石，可見是為陳伯陶而立的。
在東莞中堂鎮風沖村還保留的「勝起家祠」，就是陳伯陶的故居，這些都為家鄉人們所津津樂道。
（摘自《暨南逸史》，暨南大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