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書：記憶中的零零碎碎\吳彬
圖：北京《讀書》雜誌執行主編吳彬近影
非常肯定的是，我與書本子結下了今生今世的不解之緣。自記事以來，我想不起自己有哪一天是沒有看過書的。實在地說，看書這件事對於我，似乎已經不好單單看作是出於求知、好學或者用功──給自己的讀書行為加上這些動機，總覺問心有愧，因為怎麼想也覺得那恐怕就是一種癖好，是上癮、是與吃飯睡覺一樣的生存需求。從小到大，我入睡前一定要先看一會兒書，吃飯時飯碗旁也要攤着書，上洗手間要帶着書──現在有舒適的「洗手間」設備，自然不成問題，就是當年蹲在公共廁所、用破木板圍着的簡易茅房裡也不例外，起碼也要揣上一張報紙，年齡更小沒有看報紙的資格時，是先在手裡拿着、繼而嘴裡叼着「小人兒書」完成如廁程序的。總之，只要不做其他事，我的眼睛就一定得對着一本書，所以迄今為止好像沒有過瞪着眼空愣神兒的時候，也沒有失眠的時候，躺在床上只要還睜得開眼，眼前準有書，放下書時肯定就是睜不開眼了——雖然作為一個讀書人，居然都沒有過失眠的經歷，自己也覺得挺不好意思的。
據說我小時候非常「煩人」，只要逮到一個大人就要纏着人家給我「講書」，而且要沒完沒了地反覆講。其實我記憶力不錯，不管什麼書，只要聽一遍後，就可以幾乎一字不錯地複述內容。可不知是什麼毛病，就是非要聽別人「講」不可。有了這個毛病，自然是唬得家裡所有的大人見了我都望風而逃。自願給我「講書」的，只有我的外公。我至今清楚地記得他把連環畫放在膝蓋上，用一隻手吃力地翻開書頁給我「講」的樣子。其實外公在我出生以前就已經中風偏癱，喪失了說話的機能。看着嘴裡發出「嗚嗚呀呀」聲音的外公，雖然年紀很小，我卻也懂得迎着他滿臉的焦急連連點頭，反正書裡的故事早就滾瓜爛熟，就是喜歡有人在給我「講」──真是怪毛病。
大概是因為家裡識字的人都躲開了我，所以我早早地被逼上了「自己看」的「梁山」。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我看了第一本真正的「書」，那是從家中書櫃裡偷出來的《西遊記》，因為實在心癢癢地想知道，孫猴子對付眾多妖怪，施展的都是些什麼神通。書裡不認識的字當然多得不得了，還有許多詩詞歌賦等等「累贅」，好在把這些都閃過去，上竄下跳、隔三差五地看下來，倒也不耽誤把師徒四眾和妖精們的故事都看明白了。從此一發不可收，那個時候見得到的大大小小的書，從兒童讀物到大部頭的中國外國文學作品，只要弄得到手，都被我當成「棗兒」囫圇吞了。
那個年代也很奇特，現在做家長的，如果看到自家孩子讀書，高興都來不及。可在我少年時，家長除了課本以外並不讚賞自己的孩子看「課外書」，說是會使「思想複雜」。這在那個時代也是個嚇死人的負面詞，跟「思想骯髒」以至「思想反動」就算不是同義詞，差別也不過是幾步之遙。我家父母也不例外，他們防我看書就跟防賊一樣，不但書櫃上鎖，放書櫃的房間也上鎖。可書櫃裡那些總在我眼前晃的古裡古怪的書名︱︱什麼《水滸傳》、《紅樓夢》、《阿里斯托芬戲劇集》、《華倫斯坦》、《普希金文集》、《威克菲牧師傳》、《貴族之家》、《磨刀石農莊》、《日日夜夜》，更不用說還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一千零一夜》、《克雷洛夫寓言》、《安徒生童話》、《瘸腿魔鬼》……沒法拿到手，實在急得人抓耳撓腮。
也是迫於無奈，為了取得這些讓人眼饞的書，只好做涉險犯禁的勾當了。我想出的辦法確實也是「做賊」的行徑，接近現在說的「溜門撬鎖」。當然撬鎖的本領是絕對沒有的，但那時沒有現在這種三防、四防的門鎖，鎖門就是在一個帶合葉的扣袢上加把鎖。鎖雖然打不開，但扣在扣袢上的合葉是可以動腦筋的。合葉由兩部分組成，一個是固定在門框上的部分，另一個是可以轉動的部分，兩部分的連接是靠中間穿着的一根「軸」，就是這根「軸」成全了我。我用一根小釘子對準「軸」，再用錘子砸幾下，那活動的軸就脫落下去，兩個部分就此分離，於是房門洞開，任我長驅直入──至於書櫃的鑰匙，不管我媽媽藏到哪裡，絕對逃不過我的搜尋。
拿走書時當然也要在書櫃裡做做手腳，有包封的，書拿走，封套原樣立在書櫃裡，沒包封的，把書放鬆動些，看不出少了一本就行。出房後，把合葉上的軸再用錘子敲回去，原封不動、不留痕跡不說，還可以反覆作案，不愁被發現。自那以後，整個櫃子裡的書，凡是中國文字的全被我讀遍了。奇怪的是，以我小學生的文化程度，居然沒有感覺到讀豎排繁體字的障礙，甚至也根本不知道還有簡體字和繁體字的區分︱︱不都一樣看嘛！現在想想，那時認識的簡體字本也有限，繁體字頂多也就是同樣不認識，但靠了書本裡故事情節的牽引連接，我居然閃展騰挪地暗渡陳倉，不知不覺通過了這道關口。
可是最後母親還是發覺我動了她的書，她拿着一本《紅樓夢》審問我，是不是拿去看了，我當然矢口否認，媽媽一聲不響地翻開一頁用手一指，我頓時目瞪口呆︱︱無法抵賴了，那頁書上有幾個清楚的髒手印……
我雖然堪稱酷愛讀書，但稱不上愛惜書，被我看過的書經常是破破爛爛的。一是因為喜歡三遍五遍以至十遍八遍地看，書本耗損嚴重；二是吃飯看書，書上菜湯油漬不免，三是睡覺時看書，又要避人耳目，書經常被壓在枕下、塞在被中，以至破壞了品相；至於剛在院子裡、胡同裡與同學夥伴們瘋跑後回來，趁父母沒下班，抓起書就看，更是家常便飯，滿手的灰土自是要留在書裡。憑這個證據破案，一抓一個準。
母親為了確保我品行「端正」、思想「單純」︱︱這是那個時代優秀兒童的必備條件，認為在寒暑假期間，應盡量不讓我單獨在家，所以上班時把我帶到她的單位親自管理，監督我完成我最厭煩、經常不能按時完成的假期作業和她規定的其他功課，譬如寫日記、寫大楷小楷等等。正在百般無奈、無計可施之際，不想天無絕人之路，又一處新大陸竟被我發現了。母親以為機關的資料室裡都是業務資料，沒有我會感興趣的東西，所以放心地把我放在那裡做作業，哪知我在書架間亂竄了一陣後，看到一大架子《文史資料》。開初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翻了幾本，越看越有趣，於是隨媽媽上班的日子也不枯燥難熬了。
那個暑假，從這些東一本西一本的「資料」裡，我知道了藏傳佛教的好多故事，知道了班禪、達賴的傳承規則，知道了轉世靈童的金瓶掣籤是怎麼實施的，知道了幾代達賴為什麼沒有活到成年；也知道了極斯菲爾路七十六號裡的陰森可怖，有個叫吳四寶的傢伙在那裡任意殺人；知道了李士群是吃一盤肉丸子裡的青菜被毒死的，至於他是什麼人、為什麼要被毒死，卻是沒有搞得清楚；還知道了有一位關在集中營裡叫張露萍的女子被特務殺害了，她是被騙說要釋放，在路上中彈的，當時她身穿自己剛領回的薄呢咖啡色連衣裙，戴着紅寶石戒指，死後的表情是「滿臉怒氣」。這個形象留在我腦子裡好多年揮之不去。
只要有心，找書看的機緣還是隨處都有的。當年我家住在北京內城邊上，背靠城牆，前臨護城河，一個三合院裡住着四家人。三家都是「幹部」，只有一家是工人，這家的主人是個扳道工，據說在這個院子分配給各家以前，他就跳牆進來，自行作主打開了一間耳房，自己搬進來後又從農村接來母親和妻子兒女。可能是有關管理部門要讓他們搬出佔用的房間，我記得他家的老奶奶曾站在院子中的大槐樹下拄着拐杖聲明，誰讓他們搬出去就死給誰看──那老奶奶是裹過腳的，一雙小腳肯定小於三寸。他們最終沒有搬出去，他家的女兒後來也成了我的同學。這位敢作敢為的大叔有把小提琴，有時會聽到他拉當時的流行歌曲，他還經常從勞動人民文化宮借書，書上都蓋有公章。我以與同學做作業、溫習功課為名，躲在他家的小板櫈上看他借來的那些書。《高爾基短篇小說集》，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腐蝕》、《霜葉紅似二月花》以及若干長篇小說如《黑鳳》、《晉陽秋》、《楓橡樹》、《前驅》等等都是這麼看的。
還有個看書的地方是外婆家。我是在外婆家長大的，隨父母居住後，周末或放假還是經常去，舅舅那許多書櫃裡比我家多得多的藏書，一直讓我眼巴巴地心癢難撓。由於我一直認為長輩們都是不鼓勵小孩子亂讀書的，所以覺得最好的辦法是別驚動他們，自己悄悄拿來讀再悄悄放回去，神不知鬼不覺最保險。我在這裡讀過丁玲、郁達夫、浩然等人的小說集，讀過《隋唐演義》、《三遂平妖傳》、《說岳》，還有《三家巷》、《小城春秋》、《紅旗譜》等等；讀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時，直覺到那文字和情節背後有更為厚重的東西超出了我所能理解領會的範圍，可就是情節和故事也足夠吸引我了；對《浮士德》當然是莫名所以，但對書裡漂亮的插圖很是喜歡；看《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和歐·亨利的小說以及《莫里哀喜劇集》，是特別開心的經歷，經常邊看邊笑；而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和蘇聯小說《青年近衛軍》則讓我捧着書本泣不可抑。
（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