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話」不能亂講\馮進
陳源（一八九○至一九七○），字通伯，筆名西瀅，江蘇無錫人。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是中學時代學習魯迅的《記念劉和珍君》，那時的語文老師把他作為反面人物，說他偏袒軍閥政府鎮壓學生運動，魯迅罵他完全有道理。我對陳源的認識，以前長時期裡一直僅限於他被魯迅罵過，他的論著則從未有幸識荊。近日湊巧，借到他的《西瀅閒話》，還是上海新月書店一九三一年第三版，終於對其人其文有了進一步了解。陳源中學時代就去了英國留學，後來獲得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一九二二年回國後任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授。一九二四年在胡適支持下，與徐志摩等人創辦《現代評論》，在該刊開闢《閒話》專欄，發表了許多雜文。他的《西瀅閒話》就是專欄作品的結集出版物。從學歷譜系來說，陳源應該算是「京派」作家。雖然他一生的著述不多，現在市面上能看到的更少，但是從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態度來說，他和胡適、徐志摩等人是有相似之處的。郭沫若曾經說過，他們那個時代留日學生要比歐美留學生更激進。魯迅周作人不用說了，郁達夫、郭沫若、成仿吾對浪漫主義文學的推崇，夏衍對日本左翼文學和革命運動的熱情，都顯示了中國學生留日，好像不是為了學業，更多是為了實踐如何成為「職業革命家」。相形之下，胡適、徐志摩、陳源等人除了學歷高、學校名氣大以外，回國以後也大多在當時的一流國立大學任教，衣食無缺、待遇優渥自不待言，而且行有餘力，常常舉辦些沙龍、講座之類的風雅事，又為國際知名人士像泰戈爾、羅素、杜威等人的訪問做做翻譯等等。這些前歐美留學生在思想方面多半受到西方自由主義、理性主義的熏染，對於軍閥政府壓制言論自由雖有不滿，但不至於激烈到支持反政府的行動。陳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陳源和魯迅結怨，始於一九二五年的北京女師大學生風潮，當時雙方互相筆戰，鬧得不可開交。在《西瀅閒話》中，陳源批評學生罷課鬧事，破壞了正常的學校秩序：「我們只覺得這次鬧得太不像樣了」，「學校的醜態既然畢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丟盡」。他甚至將學生運動比喻為「茅廁」，提出「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萬不可再敷衍下去，以至將來要整頓也沒有了辦法」（《粉刷毛廁》）。魯迅引用過的陳源名言「某籍某系」，指的就是他在文中指責北大中文系的浙江籍教授們「挑剔風潮」。說陳源袒護政府倒也不盡然。因為他在《西瀅閒話》中常常對軍閥的貪污、腐敗、專制大加鞭撻，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也提出批判。只是他始終從一個維護秩序、提倡英式理性的大學教授的角度來點評時政：他對於當時中國新聞界不了解國際時事，錯誤百出固然大加譏諷，對於國人任何挑戰既定規則的行動也並不贊同。有人說他「反動」，也許吧，我倒覺得他天真。這不光是因為他沒有認識到他的英式教育其實並不適合當年的國情民心，也不只是因為《西瀅閒話》中他對孫中山表現出的仰慕簡直可以說是一種孩童式的英雄崇拜，而且還因為他行文中流露出的「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實際上注定他的文章在當時的青年學子中只會引起反感而不是共鳴。
顯然，《西瀅閒話》只能是在陳源那個圈子裡流行的「小眾」文字。他與留日系統的文人相處得也並不好。後來，又有他指責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竊取」日本學者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公案，兩人結怨更深。魯迅罵人自然不留餘地，痛快淋漓，而陳源評價魯迅也是針鋒相對。他說：「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想構陷人家的罪狀。他不是減，就是加，不是斷章取義，便捏造些事實。他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輕易得罪不得的。」就算是對於魯迅的作品，稱讚之餘他也要說：「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為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讚他其餘的文章。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的價值「（《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上）》）。這種論調，當然引起魯迅和他的支持者的強烈反彈。陳源的「閒話」，倒他在筆戰中忙得焦頭爛額。不過，我覺得較之與他同時代、經歷相似的中國知識分子，無論是「戰友」胡適徐志摩還是「論敵」魯迅周作人，陳源吃虧的還是傳世之作太少，以致現在面目扭曲不說，而且身後寂寞，無人問津。西瀅的形象至少在中國大陸——如果還有人關心好奇的話——是負面多於正面。國外研究陳源的也寥寥無幾。幾年前我在美國參加一個研討會，有發言者研究凌叔華，才重新提起這位中國現代「才女」的夫婿。不過陳源當然不是關注的焦點。相反，凌叔華與英國著名女性主義作家弗吉尼婭•沃爾夫（Virginia Woolf，一八八二—一九四一）的通信，以及她和沃爾夫的外甥、英國詩人朱利安貝爾（Julian Bell，一九○八—一九三七）抗戰時期在武漢大學的所謂婚外曖昧關係，則在會場上引起高潮。沒有人記得當年陳源和凌叔華兩人「以畫為媒」的文壇佳話，也無人說到陳源以後作為國民黨政府的代表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ＵNESCO）。這其中當然有政治因素。不過僅從《西瀅閒話》來看，陳源作為文人墨客還是心力才氣有所不逮，無法在文字上同犀利敏銳的魯迅或者淵博恣肆的周作人一較高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