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大公報記者彭子岡\□方凌
圖：彭子岡（右）與本文作者（左）合影
□解放後，當我的父親知道我成為新聞記者時，就對我說：「既當了記者，就應該像《大公報》的彭子岡那樣敢於堅持真理、剛直不阿，那才是個真正的記者！」接着，他便滔滔不絕地談起彭子岡當年在重慶痛揭孔祥熙的千金「孔二小姐」和國民黨貪官污吏如何腐敗等一系列報道，敬佩之情，溢於言表。
家父在抗戰初期，曾在《連雲日報》當過編輯，又一直是《大公報》的忠實讀者，我也從上小學起，就看《大公報》讀彭子岡的作品。
艱苦生活 浪漫情趣
但我與她的相識卻純屬偶然。那是一九五三年初冬，我到北京圖書館查資料，剛一落座，就發現對面坐的正是彭子岡，我實在不願放過這難得的機遇，便站起來怯生生地問道：「對不起，打擾一下，您是彭子岡同志吧？」
「你是哪一位？」她抬起頭來，取下花鏡望着我。
「我叫方凌，新華社記者。」
「那我向你打聽一個人，新華社駐官廳水庫工地記者孫世凱你認識嗎？」
我笑道：「當然認識。但是他已從水庫工地調回來了，現在我接替他駐官廳。」
彭子岡興奮得把書本一合，立即同我握手，原來她正準備去官廳水庫採訪。
過了幾天，彭子岡果然來到官廳。我原以為她會帶一位年輕的夥伴或秘書陪護，但她卻穿一身藍布棉襖褲、挎着一帆布大書包獨闖而來。不知道的人們還以為她是「縣婦聯的幹部」來工地了解女職工情況的呢。
彭子岡到官廳的當晚，久仰其名的水庫工程局局長王英要在接待貴賓的小招待所為她設宴洗塵。但她卻拉着我堅持到設在席棚子裡、四面透風的普通職工食堂去吃「工人伙食」。那時候精米白麵很少，工人們吃的是玉米粉「窩窩頭」和大鍋熬白菜；而且食堂裡也沒有幾張桌子，大家都站着或蹲在地上、圍成一圈，聚而餐之。我告訴她人們戲稱此處叫「北京飯店」，她詼諧地說：「好嘛，獨具特色，別有風味。」彭子岡就是這樣樸實地同水庫的建設者們一起，分享着這艱苦生活的浪漫情趣。
邊聽邊問 夾敘夾議
她的一個採訪特點是，在邊聽邊問的同時夾敘夾議，與採訪對象進行交流甚至爭論；並在交流和爭論中探討準確的論斷。她在向水庫工程局總工程師高鏡明了解大壩的設計特點時，高總談到有一些曾經留美、學有專長的水工結構工程師，他們在大壩設計方案上與蘇聯專家有不同看法。若完全按蘇聯專家的意見去做，則難以確保工期；也難達到能防衛百年一遇洪水沖擊的標準。經工程師們反覆論證，當機立斷，集體簽字負責，按我們自行設計的方案施工，終於趕在1953年雨季到來之前，將大壩築到安全抗洪的高度。講到這裡，高總還心有餘悸地說：「這真是冒着極大的風險呀！」而彭子岡當即表示：「幹革命就得有不怕擔風險的精神。跟蘇聯專家打交道也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高總聽了一愣，他事後對我說：「這位彭大姐真是快人快語，思維敏捷，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真不愧是《大公報》的名記者！」
在官廳採訪將結束時，我告訴她，丁玲的名著《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所寫的地方離此不遠，要不要去看一下？她一聽就高興地說：「要去、要去，一定要去！」於是由水庫工程局為我們提供了一輛「吉普」車，沿着永定河谷北上。但當我們進入懷來盆地向新保安地區進發時，這輛在二戰中退役、後來被解放軍接管過來的美國「吉普」，終於在荒野拋了錨。
趁司機修車的時候，我陪彭子岡在荒涼的河灘地上散步。她隨手摘了一枝幹枯了的芨芨草，環顧群山，默默不語地若有所思。她知道，這裡就是當年解放軍為解放天津、解放整個華北地區，同國民黨軍展開決戰的「新保安戰役」戰場。
堅持真理 剛直不阿
就是在那硝煙瀰漫、烽火連天的時刻，彭子岡從北平衝破了國民黨守軍的重重封鎖，來到張家口，採寫了《張家口漫步》等系列報道，最先生動地介紹了塞外這個自古兵家必爭之地，在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之後，人們怎樣重整山河步上康莊大道的實況。而在此以前，她對美國大兵強姦北大女生的「沈崇事件」和國際間諜川島芳子案的報道，都無情地鞭撻了美、日帝國主義，也刺中了國民黨的痛處。
有一次，國民黨的一個高官在大庭廣眾前向彭子岡發出威脅性的責問：「彭子岡，你的文章真有煽動力，你是不是共產黨啊？」彭子岡冷笑了一聲回答道：「承蒙高抬，您過獎了！」氣得那位高官「哼」了一聲，無可奈何地尷尬而去。
我們的回憶與沉思，終於被那輛「老爺吉普」吃力的引擎喘息聲所打斷。車子雖已修好，但此時卻又風雲突變，飛沙走石漫天而來。司機無奈地說，看這風勢，即使能順利趕到目的地，晚上回來時，車子破舊，夜路難行，恐怕難保安全。因此他建議「等下次天好時再來」。善解人意的彭子岡表示同意，並略帶歉意地說：「那就回去吧，讓你辛苦了，真不好意思！」
彭子岡在官廳採訪了三天，搜集到大量素材。我在送她去火車站時表示，希望能再有機會同她一起重訪張家口，同時請她在此行文章發表後，送我一本由她簽名的《旅行家》雜誌。她滿口答應之後，一再叮囑我別忘了回北京去看她。
但是，歲月蹉跎，怎麼也未想到那次官廳分手後，竟再也沒有見過她。也許正由於她過於執著地堅持真理、剛直不阿，使她在「反右」和「文革」中都在劫難逃，九死一生後一直重病在家。
1984年春，我在北京遇到一位當年曾和彭子岡一起在大公報工作過的老前輩，向他打聽了彭子岡的情況，並想去看看她，但又苦於一時找不到她的確切住址。後來這位老前輩慨歎道：「不去看也好，她現在的樣子肯定會使我們非常難過。就讓她當年那筆走蛇龍、英姿颯爽的形像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中吧！」
是的，彭子岡雖已離開了我們，但她那堅持真理、剛直不阿的崇高精神將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我為《大公報》曾有過這樣出色的名記者而感到驕傲和自豪！
（摘自《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