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公德，也要有私德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著名學者，是我最崇拜的歷史人物。他活躍於巨變的晚清時代，不但致力推動政治改革，亦從不同方面尋找令中國富強之道。張灝著（崔志海等譯）的《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圖），是一部從大時代角度分析梁啟超貢獻的作品。在芸芸眾多研究梁啟超的書籍中，本書是其中一部代表作，深入探討了梁啟超個人與晚清局勢的互動關係。書中有一章節分析了梁啟超思想中有關公德和私德主張的起源，及評論了這些主張的特色。
1898年戊戌政變後，梁啟超流亡日本。對他的思想發展來說，流亡是一次意外的良機。由於政治活動的暫時中斷，使他有充裕時間發揮他的思想才華。此外，在日本他吸收了很多新思想，提出了「新民」的主張，反思了中國人的公德和私德。
首先，梁啟超提倡加強群體的凝聚力，促進群體利益，這是道德的本質所在，「群」的概念是道德思想的核心。他又將道德分為兩個範疇，一是公德，另一是私德。公德指的是那些促進群體凝聚力的道德價值觀；私德是指有助個人道德完善的那些道德價值觀。對一個群體的凝聚力來說，最必不可缺的是公德，但私德也十分重要，因為一個群體的總體素質最終取決於個別成員的素質。此外，他批評中國傳統只局限在私德的發展，就公德來說，他發現幾乎沒有發展。因此，他宣稱根據西方道德標準的判斷，傳統的中國道德只在家庭倫理範圍發展，在社會和國家倫理方面，傳統道德有嚴重的缺陷。為改變中國人過往對私德的偏重，中國急需的是公德。最後，他認為，中國人必須建立一種新的人格理想，才是推動中國富強的原動力。
想不到梁啟超過百年前的主張，到今天仍未能得到充分實踐。我想梁啟超對公德和私德的見解，值得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深刻反思。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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