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香港本土詩/黃燦然
這本詩選，碰巧意味深長地以馬朗開篇。馬朗雖然在香港推廣現代主義，但他卻以一首本土詩《北角之夜》揭示他在香港新詩中的重要性。香港新詩中的現代主義要等到戴天降臨香港，才真正放射出來，而且戴天帶來的不僅是現代主義，還有口語──香港詩歌中的另一重要脈絡。
馬朗是移民，《北角之夜》雖然有移民背景，卻是本土的，而且是城市的。不是作為移民的馬朗，而是作為現代主義者的馬朗，賦予《北角之夜》獨特性和開創性。馬朗《北角之夜》以外的現代詩，是一種表達得比較困難的，或者說是一種掙扎着要現代的詩，當然，這跟他當時還年輕，帶着試筆和試驗有關；後來他很長時間基本上沒有創作，或寫得很少，我們看不到他淋漓盡致發揮現代主義的鼎盛時刻，從他晚年一些創作看，他傾向洗練和跳躍，以及淺白。但是，他用他的困難和掙扎中的現代主義表達形式，寫了一首既不是現代主義視域也不是移民視域的詩，而是一首本土詩，以及一首城市詩──同樣碰巧的是，馬朗的其他詩，也並不是以城市為特色的。
《北角之夜》既帶有某種熟悉，又帶有某種疏離。這種熟悉，未必是我們後來讀到的熟悉，因為他眼中的北角似乎是一個異地，也確實是異地，但他沒有賦予它任何異地的觀念，而是近乎客觀描述──說客觀描述也不準確，因為他似乎是從這個異地的場景勾起對另一地（可能是上海）的主觀感受，那另一地才是他更熟悉的。但他在呈現異地時，由於是描述性的，不帶異鄉人的評判，因而被後輩香港詩人讀出一種熟悉感。
彷彿為了呼應香港這個城市的成長史和人口結構似的，香港詩大致可分為本土和移民的。兩者之間既有差別，亦有互相浸透。就差別而言，以戴天為例，我們大致可以說，他帶來很現代的詩，還有很口語的詩，但他的題材相對而言，是較無地域性的，而是個人化的，但這個人化又是在中國文化這個廣大的光譜中的個人化，包括他的語言在華人世界可能較容易被欣賞和理解，而其他華人地區的讀者要欣賞和理解蔡炎培、何福仁、梁秉鈞、飲江、洛楓、游靜等本土詩人，則相對會困難些，或暫時會困難些。同樣是移民的西西，其題材和語言的地域性色彩也比較淡，也較容易為香港以外讀者認同，事實上她的代表性詩集就是在台灣出版的。長隨的詩則是一種較典型的移民詩：似乎不介入本地詩壇，也幾乎不為本地詩壇所知，而是一種徹底的無地域性，她在哪裡寫在哪裡發表都一樣；其他無地域性的移民，尚有王敏等。
就互相浸透而言，仍以戴天為例，他對香港詩壇的影響是巨大的，不僅在於他與古蒼梧創辦詩作坊，培養和扶持了好些有成就的詩人，而且見諸於他開設詩作坊的傳統被關夢南等詩人承接下來，至今仍是促進香港詩歌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更見諸他的口語詩啟發或影響了詩作坊成員例如鍾玲玲和淮遠，這兩位本土詩人都是用全然的普通話寫詩，而且是口語加日常的普通話。而像杜家祁和廖偉棠等移民詩人，則又是在移民詩人和本土詩人交叉影響下寫作的。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像舒巷城這樣土生土長的香港詩人，寫的是絕對普通話的詩，而且四十年代從四十年代開始就是如此，以致據說有人把他誤為移民。他又以寫都市詩著名，也寫了一些不僅是本土的而且是本土俚語的詩。西西的詩，也同樣有一些是寫本土的，尤其是她的後期作品。
語言和題材帶來的差別，主要是寫得愈本土，就愈是切入本土風物和脈絡，愈是理解和感受到這種本土風物和脈絡的讀者，就愈容易產生親切感，因為這其中包含讀者個人的記憶、經驗和身份認同。一個比較有趣的例子是馬若和鄧阿藍，我不知道他們的背景也不刻意去查證，但馬若的語言更像帶有移民特色的語言，較接近普通話，而鄧阿藍卻是頗本土的。假如他們的背景相同（譬如都是移民或都是本土出生或童年起就在香港成長的），尤其是他們曾合出過一本詩集，那麼這種差別是什麼造成的呢。我想是題材造成的。馬若寫的，雖然也都是本土，但是寫得較寬泛或曰籠統，而鄧阿藍則寫得較細密和具體。尤其是，鄧阿藍以城市生活尤其是低下層生活為主，而馬若的一大特色是山水詩或曰旅遊詩。如果以城內城外來劃分的話，鄧阿藍是往城內寫，馬若是往城外寫。一個鑽入狹窄和擁擠，一個朝向開闊和寬暢。由於本土詩與城市詩關係密切，甚至可以說本土詩即是城市詩，因此寫城外就好像失去本土詩的特色。至於山水的語言，相對來說也是一種較公共和不分地域的語言，儘管山水詩恰恰是地域性的題材。
語言和題材，是會對讀者的欣賞力構成直接影響的。我自己作為一位移民，最早懂得欣賞的香港詩人，就是戴天、古蒼梧和鍾鈴鈴。當時淮遠的詩還看不到。西西的詩則是稍稍後才欣賞到。而我知道，有不少本土詩人，一開始就很懂得欣賞像梁秉鈞這樣的詩人的。但隨着我生活在香港久了，生活經驗也豐富了，更重要的是欣賞詩的能力強了，我對香港本土詩便經歷了從生疏到熟悉和親切的轉變。
可以說，香港詩本土詩具有一種獨特性，彌足珍貴，而這獨特性又是受移民詩人和外地詩人也包括外國詩人的影響下產生的。雖然從這本詩選整體看，本土詩所佔份量並不是太多，而在那些有成就的本土詩人中，本土詩也只是他們的一部分。但這一部分確實最矚目，也最具個人特色，而且個人特色並沒有因為融入本土詩的大特色而有所減弱。近年本土詩呈現一種雷同的傾向，似乎已被耗盡了。而這種雷同和耗盡，恰恰是因為本土詩已形成一個傳統，後輩詩人對本土詩的認同加深了，尤其是年輕詩人可能只會覺得香港本土詩才最貼近自己，相對而言，其他風格、類型的影響對他們而言便減少或消散了，甚至可能未進入他們的視野。即是說，交叉影響的條件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充分地具備，但對影響的選擇卻收窄了，變成好像本土詩之外再別無選擇。
這個趨勢，會造成一個危險，就是詩人在題材上依附本土，包括對本土的親切性之依附；題材上依附本土還會自動形成在語言上依附本土詩，變成在本土詩的脈絡中或本土詩的上下文中寫詩。這種依附如同對意識形態的依附，會導致詩人疏忽詩歌中最重要的東西：詩藝上的獨立探索精神和對自身靈魂的省察。突破這種僵局的一個選擇，要求詩人回到詩歌的根本上來。也即，不是把本土詩視為香港詩，或把香港詩等同於本土詩，或把本土詩、香港詩等同於詩。反過來說，就是應把本土詩視為一種題材，而不是一種體裁。一方面關注更廣大的世界和更廣泛的文化脈絡探索語言和題材，一方面朝個人內心深處和更深處挖掘自我的驕傲和卑微，這才是詩人最本質的任務。相對於本土詩的描述性語言，詩歌還有其他重要的任務，包括抒情，尤其是強烈的抒情。詩人既可以是個性的，又可以是世界性的，更可以是兩者同時發展的。
這本詩選整體而言，語言和風格是多樣的，詩人個性也是多樣的，但這畢竟是一個選本，譬如說一個詩人在兩三首詩中是很有個性的，語言和題材都比較獨特，但這個詩人本身可能詩不多，或這類個性的詩不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選本上的多樣性也具有某種假象。就像我們完全可以編出一部本土詩選，或一部非本土詩選，或一部口語詩選，或一部書面語詩選。就我編的這本詩選而言，那幾位較重要的本土題材與非本土題材的詩人，差不多是平分秋色，其中也包括本土詩人寫的非本土詩和非本土詩人寫的本土詩。至於其他題材的優秀詩人和詩篇，是多種多樣和各有其獨特性的。
我在編選中盡可能體現這種多樣性和獨特性，除了希望這本詩選能因此增加其質量和可讀性外，還希望普通讀者和年輕詩人能交叉地欣賞各種在題材、風格和語言上有成就的詩人，更希年輕詩人能繼續深化和擴張這本詩選裡一些詩人涉足過但尚未被充分開拓的領域，包括題材、風格、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