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春秋/慕 秋
圖：資訊爆炸年代，每天能讀到一份源自印刷機的報紙，仍是很多讀者的期待（資料圖片）
我進入香港傳媒界工作，可說是半路出家。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曾在曼谷生活了頗長一段時間。作為自由撰稿人，為《新中原報》和《中華日報》寫稿，詩、散文、小說等形式不拘。泰國當時共有七份華文報，讀者多為華僑家庭。華文報的新聞版內容一般，但文藝性質的副刊版則豐富多采，很受歡迎。
返國三年後移居香港，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是進入一家出版社任編輯。出版社老闆直言出不起高人工，但會提供寬鬆愉快的工作環境。他笑說中國人才太多，如果出來一百萬精英，香港人會餓死不少。他的公司不大，員工不足二十人。編輯部、美術部骨幹皆是新移民。老闆說這裡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家庭」，果不其然，同事間相處融洽，互補不足，出書效率很高。
我在這家公司學到許多編輯的基本功。香港八十年代還沒有電腦排版，需靠植字出咪紙，再出陰陽片（菲林）後上機印刷。責任編輯接手一本書，除了封面由美術部設計，從寫前言到圖片的分色處理，與作者的資料溝通，及製作書籍的每一個細節，都需編輯獨立承擔，這為我後來進入報界工作打下良好基礎。
後來，老闆有了移民他國的想法，加之「九七」臨近，他經常與我們討論他兩個兒子的前途問題。在他決定到美國波士頓開一間書店之前，我離開了這家出版社。隨後在美國僑報（香港版）工作了三年，也是一段非常難忘的美好時光。
我於一九九三年進入《天天日報》任編輯。當時報館的辦公地址在北角的玉郎中心，後遷往觀塘的鴻圖道。新址供有幾尊關雲長的塑像，樓梯間煙霧繚繞。每逢初二、十六，辦公桌上則擺滿一盒盒的新鮮燒肉，同事們傍晚到公司，未開工先大快朵頤，氣氛愉快。
那時的《天天日報》號稱銷量僅次於《東方日報》，全港排列第二位。《天天日報》除了正常的新聞版面外，馬經、娛樂，甚至色情版，也是其主要特色。說來難忘，當時有一位簽版的副老總，比較喜歡喝酒，估計上班時間也會悄悄喝上兩口，不知是否因此而脾氣不太好，當他見到差的版面、差的標題，會將版樣扔於地上，要編輯改好再送來。他後來死於癌病。另一位簽版的副老總水平也相當高，並時常兼寫社評，他退休後去美國居住，幾年後在美病逝。我從這些老前輩的身上，汲取到許多寶貴的經驗。
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京九鐵路開通，我參與了在北京舉行的發車儀式。還記得當天清晨北京西站鑼鼓震天、軍樂嘹亮，站台上人山人海，幾個香港記者忙着採訪竟忘了上車。火車開動了，我們在車廂裡看見他們驚慌地追着火車奔跑，都不禁驚叫起來，但火車已不可能再停下來。這幾位記者後來在北京有關部門的安排下，坐飛機追趕火車，終於在武漢站與香港採訪團會合。我回港後連夜發稿發圖，將有關新聞做了一個新聞專版。其中在車廂內對列車長、乘客、餐車的採訪手記，後被內地《參考消息》全篇轉載，也受到時任總編輯的讚揚。
香港回歸前，我參加了香港首期傳媒培訓班赴北京學習，培訓班中有不少本港傳媒機構的高層，也有不少資深採編，如邱誠武（時任《經濟日報》採訪主任，現任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陳鐘坤（時任《東方日報》總採訪主任）、李彤（時任亞視主播）、譚衛兒（時任電視廣播公司助理採訪主任）等。我們在北京聽了多場各部委高官、專家的報告，系統了解內地政經、商貿、科技、傳播等各方面的基本情況，並參觀了中央電視大樓、人民日報社等一些機構。
在《天天日報》工作的那些年，可以說是非常的忙碌，晚上在「天天」上夜班，第二天下午另有一份兼職，到休息日，便為《新晚報》趕寫兩個專欄的稿件，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好幾年。
隨着《蘋果日報》的面世，給香港報業帶來巨大衝擊。《蘋果日報》不僅陸續從各報挖角，其雜誌化的悅目編排，以及減價促銷，都令到香港媒體不得不重新「洗牌」。《天天日報》在當時內外交困的痛苦中，一步步走上「消亡」之路。《天天日報》結業前半年，整個報館已被一種傷感氣氛所籠罩，好似世界末日般，人人都不開心。此時，我與不少同事選擇了提前離職。
一九九八年初入《明報》時，仍非常掛念「天天」，有時半夜收工，會從柴灣開車回去探望同事。
《明報》的管理相對來說較為嚴謹，而且，整個新聞隊伍年輕有朝氣，學習氣氛相當濃厚。高層鼓勵加班上課、加班工作，往往是下午四、五時到公司，一直做到凌晨兩時。每天最緊張的時間是午夜十二時前後，上機印刷的「死線」在即，要趕時間又恐出錯，真是精神體力差一點都不行。
《明報》的電腦化程度相當高，除了較複雜的美工圖外，其他幾乎全部由編輯一手包辦，自己選圖、自己做表，自己排版，最後拿給上司簽版的需是自己從電腦打出的完整清樣。編輯有此能力，是經過一番苦學苦練的。《明報》的版面像它的新聞一樣乾淨，這是每個《明報》人心中的驕傲。
我在《明報》經歷過許多重大新聞的報道，「九一一」事件的發生便是其中的一次。大家一連兩天不眠不休，出號外出報紙出專輯。我想，當時全世界傳媒工作者的使命感和愛心都得到了一次史無前例的展現。
我職業生涯的最後三年給了《大公報》，那不僅是我發揮創意最好的三年，也是我收穫友情最豐盛的三年。我曾試過連續四十二天無休息日，我與同事們也試過一天應接無數個版面，了解到什麼是「極限」。
最近，看到陶傑《香港沒有報業史》一文，有些奇怪。大至國家，小至家族，都可以有其產生發展的歷史，為什麼香港報業沒有呢？陶傑認為，香港報業幾十年，無一則可拿得上國際的獨家新聞，反而是香港報紙的副刊，卻是名家輩出，因此，他認為只有「香港報紙副刊史」。
其實，就我本人來說，也是比較喜歡閱讀副刊的，但是，副刊只是報紙的一部分，怎可顧此失彼？拿得上國際的獨家新聞，猶如報業史長河中的一朵美麗浪花，沒有這朵浪花，難道報業史的長河就不存在了嗎？這在邏輯上似乎講不通。至於香港副刊所出名家，所出名作，歸入「香港報業史」、「香港報紙副刊史」的同時，不也可歸入「香港文學史」嗎？
當今世界，電子書、電子報……電腦科技日新月異，像香港報紙這樣仍受讀者追捧的國家和地區，已是寥寥無幾。香港報業能有今天的驕人成績，是無數傳媒工作者嘔心瀝血的努力結果，其中一批出色的副刊作家，他們以超人的智慧、精湛的文筆，引領了香港人的認知，但更多的是無名小輩，他們的青春他們的生命，早已點點滴滴融入了香港報業，構成一部傳媒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