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筆下的孫中山
圖：1924年6月16日，孫中山和夫人宋慶齡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上
□翻閱百年新聞紙的微縮版面，不禁慨嘆，報業前輩將辛亥年間的歷史圖景如此完整呈現。歷史巨人孫中山某種程度左右着中國政局，卻難最終改變命運。《大公報》從1905年開始報道孫中山，直到1925年孫中山去世，他的形象也經歷了從辛亥革命前的「革命黨孫文」到辛亥革命時期的「民國之首功者」的變化。記錄之翔實，彌足珍貴。\本報記者 孫 志 實習記者 隋曉姣
1905年，同盟會成立，孫中山當選為同盟會總理，其革命領袖身份正式得到確立，這在《大公報》上很快得到了反映：
「函內略云留學東洋者有二十七人結成忠愛社，專以扶助大清抵抗革命黨為宗旨，特選同志數人投入革命黨內，詳加調查，始得該黨之首領仍係孫文。」
《大公報》創辦者英斂之籍隸滿族正紅旗，他雖主張變法維新，卻不贊成可能造成社會劇烈動盪的革命，因此《大公報》早期對孫中山的報道雖然能做到全面呈現，但基本持懷疑和否定態度。報道的消息來源，大多是政府部門和政府中人，幾乎很少由革命黨人提供。由於和朝廷相對抗，《大公報》對孫中山稱其為「逆匪孫文」、「革黨孫文」。
出於民生擔憂 並非敵視誹謗
而在新聞史學泰斗方漢奇看來，對以孫中山為代言的革命者，當時的《大公報》雖不贊同他們的主張，但亦非敵視誹謗，更多是出於對國家前途和社會民生的擔憂。事實上，早在1906年，《大公報》即以「排滿革命者皆敢死者也，以棄擲頭顱為不介意，而外來之禁令安足以動其畏懼哉」認可革命者的犧牲精神。
孫中山本人不僅遭到清朝政府的嚴密監視，連他的弟弟也備受人們注意，在這一時期的《大公報》上，孫中山成了革命黨的代名詞。
辛亥革命爆發後，《大公報》對孫中山的報道着力更多。1911年11月17日，在批評孫中山排滿政策的《論排滿排漢之謬見》中，《大公報》首次以「武昌革命」而非「鄂亂」稱呼辛亥革命；1912年1月18日，清帝退位前夕，《大公報》以社論《論大總統應兼具破壞建設之能力》指出臨時大總統需具有「大破壞、真建設」的能力，否則難以建立真正的共和國家。
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侯杰認為，孫中山之所以日漸受《大公報》關注，主要是由於革命形勢逐漸高漲、革命思想和革命意識不斷傳播，革命越來越成為大多數人嚮往、至少不再恐懼和反感的變革手段，同時革命派與保皇派的大論戰使革命派從理論上、實踐上和組織上都與保皇派徹底劃清界限，在革命形勢高漲的情況下擴大了自己的社會影響，孫中山作為革命黨領袖的身份也得以確立並逐漸得到社會公認。
在孫中山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總統時，《大公報》更是對其進行了多篇連續報道，包括孫中山高票當選、遭到行刺、外交團反應等情況均進行如實追蹤。
值得一提的是，隨着清政府被推翻，君主與民主立憲之爭告一段落，尤其是孫中山主動請辭總統位後，《大公報》表現出了對孫的信任和尊重──不再擔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在《大公報》上反而由「逆匪孫文」變成「孫中山君」、「孫公」。
對孫信任日增 稱其一代偉人
孫中山辭任臨時大總統後，有傳言稱其辭職是由於唐紹儀贈銀一百萬兩，孫中山為此特致電國務院闢謠，《大公報》隨即刊登了這則消息，顯示出對孫的信任。
1912年8月，孫中山應袁世凱之邀赴京，《大公報》以「孫中山此次來京，雖屬私人資格，而與政治前途不無關係，所有在京種種舉動，自應按日探紀」高度評價他此行的意義，隨後的系列報道也確實做到了按日探紀：8月27日，先是對孫中山的保衛規格進行詳細報道，並以「大總統之意仍有藉重中山之處」點評；後又報道各國使節拜晤孫中山和孫公擬於15日回拜的消息，凸顯外交團對他的重視。8月28日，更報道了來自政界、報界、商界及廣東同鄉會等社會各階層人士對「孫中山來京」的歡迎情形。
侯杰教授認為，這一時期《大公報》從多方面肯定孫中山以往取得的歷史功績，強化其「創立民國之首功」的形象，無疑為孫中山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政治輿論資本」。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故。從1925年初直到3月12日，對他的病情、活動甚至生命後期每天的體溫和脈搏，《大公報》都詳細記載。3月13日，更闢專版刊登《孫中山先生逝世》長文、發表評論《哀孫中山先生》，充分肯定孫中山一生的奮鬥。1929年，國民黨為孫中山舉行奉安大典前《大公報》蓋棺定論，稱其為「一代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