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義成功不全是意外
圖：新軍在進行實彈演習\廣東省檔案館提供
武昌古城九大城門中唯一保存至今的城門——起義門，大名鼎鼎的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紅樓」，黃興拜將台……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來臨之際，武漢的旅遊市場格外熱鬧，海內外遊客爭相前往。這一切，只因為百年前的槍聲：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熊秉坤率領工程營黨人率先鳴槍起事，黑夜中的武昌城內外槍炮聲四起，辛亥首義由此揭開。\本報記者 黃寶儀
現在我們常說「計劃趕不上變化」，這話用在武昌起義同樣恰如其分。當保路運動在湘、鄂、粵、川等省轟轟烈烈展開時，四川省鬧得尤其激烈，參加者數以十萬計。為撲滅四川的起義，清政府派出大臣端方率領部分湖北新軍入川鎮壓。
其時湖北同樣風聲鶴唳。當時，1907年成立的共進會，1911年初成立的文學社，已在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的促成下聯合，成立統一的起義領導機構，他們一直致力於在新軍中做策動起義的宣傳工作。湖北新軍入川後，1911年9月24日革命黨人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發動武裝起義，推文學社社長蔣翊武為總司令、共進會領導人孫武為參謀長，以武昌小朝街85號文學社本部為起義總指揮部。
計劃有變 一改再改
根據歷史學家郭廷以統計，當年湖北「為鎮壓四川爭路風潮，新軍被調入川，及分防宜昌、襄陽、岳州的近9000人，留守武漢的約8000人，其中約半數與革命黨保持聯繫」。從比例上看，形勢對革命黨有利。然而，武昌起義仍顯得倉促，計劃一改再改，最後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首先是原計劃在10月6日發難的革命黨人，因活動被湖北當局察覺，再加上同盟會的重要領導人黃興、宋教仁等還沒趕到武漢，起義延期十天。10月9日，孫武製造炸彈時意外引發爆炸，被聞聲而至的俄國巡捕搜去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告等，並拘捕劉同等6人。劉公、孫武逃入漢口法租界。
在湖廣總督瑞澂四處搜捕革命黨人時，蔣翊武決定10月9日當晚發動起義，但武昌城內戒備森嚴，各標營革命黨人無法取得聯絡。而劉同的招供，又讓總指揮部暴露，蔣翊武逃跑，10月9日起義計劃也落空了。
至此，起義領導層已被全部破壞。眼看着起義就要流產了，共進會總代表熊秉坤等人決定提前發難，拉來隊官（連長）吳兆麟作為起義軍臨時總指揮。10月10日晚8時左右，熊秉坤率領工程營革命黨人鳴槍起事，先攻佔楚望台軍械庫，繳獲步槍數萬支，炮數十門，子彈數十萬發。正是這些武器，為起義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工程營的槍聲響起，武昌城內外各標營的革命黨人也紛紛率眾起義，起義人數達3000多人。隨後，吳兆麟、熊秉坤率起義部隊攻打湖廣總督府。駐紮在城外南湖的第八鎮炮隊，則從中和門入城，在蛇山等制高點安設炮位，炮轟總督署。武昌起義事發，瑞澂和第八鎮統制張彪的相繼逃亡，讓後來的戰事變得意想不到的順利。10月11日黎明之前，起義軍佔領了總督衙門。
首義成功 各地效仿
成功來得意外，當起義軍決定成立湖北軍政府之時，最具聲望的革命領袖孫黃二人，一在美國一在香港，而起義的領導人不是遇害，就是下落不明，參加革命的士兵又缺乏威望，由誰來出面組織新政府成了最緊迫的問題。
一句「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難以解釋當時的複雜局面。張朋園在所著《立憲派與辛亥革命》中描述：「武昌起義的第二天，革命黨人邀約諮議局人士共商大局，以湯化龍為首的湖北立憲派，正式與革命黨發生了關係。湯氏表示：『革命事業，鄙人素表贊成。』這樣，雙方起始合作，革命黨負責軍事，立憲派主持庶政，形勢趨向穩定。」
今天我們回顧歷史，正如張朋園的描述，推舉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旅長）黎元洪當都督，把湖北的局面迅速穩定下來，並以湖北軍政府為共和政權的雛型，引發各省響應。此後，陝西、江西、山西、雲南、貴州、江蘇、浙江、廣西、安徽、廣東、福建、四川等地相繼宣布獨立，其革命黨人與諮議局的合作模式也和湖北如出一轍。
短短兩個月後，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退位，清朝滅亡。
成抑或敗 存在爭議
辛亥革命到底是失敗還是勝利，史學界一直存在着爭議。孫中山自己曾對辛亥革命做出評價：「曾幾何時，已為情勢所逼，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謀妥協。此種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為革命第一次失敗之根源。」
國內研究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權威學者張磊表示，後人應該尊重革命領導者自己的總結。沒有改變中國半封建主義社會狀態，人們的生活狀況也沒得到改善，辛亥革命根本意義上是失敗的。失敗，並非意味着要否定其成果，辛亥革命帶來的政治變革，是中國近代化最為重要的條件；而且辛亥革命還刺激了經濟的發展，帶來思想啟蒙和解放。辛亥革命後不到8年五四運動爆發，不到10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張磊認為，正是辛亥革命為後來的革命運動創造了條件，使中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