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遭反對派狙擊，咎由自取/吳然亦
區議會候選人報名已經開始。但在此之前，因為反對派中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等一些派系聲言會「狙擊」民主黨和民協的候選人，早就引發了多番激烈論戰。先是民主黨創黨主席、有「泛民教父」之稱的李柱銘在民主黨誓師大會上直言對反對派互撼感到痛心，呼籲人民力量「臨危立馬」，「希望同路人趁有時間停一停、諗一諗，……係咪一定要撼民主黨呢？如果當李柱銘係朋友，希望諗清楚先。」緊接着，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亦批評，有黨派將台灣式政治引入香港，以語言暴力和行為暴力「爭上位」，又批評這些盟友派系聲言狙擊民協，令他們兩面受敵。但是，那些聲言狙擊盟友的人卻似乎並不在乎李柱銘是否朋友，更不尊重這位「教父」的「崇高地位」，甚至更直指其為「漢奸」而狂加貶斥。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和人民力量創辦人黃毓民在兩天之內先後對李柱銘連珠發炮，針對其在政改方案談判和五區公投問題上的言行秋後算帳，大興問罪之師，抨擊民主黨不但沒有資格當反對派龍頭，甚至連「民主派」都不是，只是「偽民主派」。
民主黨自稱是「理智民主派」，以與「暴力民主派」劃清界線，只是自吹自擂的「自我過譽」。固然，與形同瘋狗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相比，民主黨的行為舉止顯得較為斯文，但豈能當得起「理智」二字？其之所以遭到盟友狙擊，不過是自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自食其果罷了。黃毓民們在立法會內掃枱掟嘢、侮辱官員之時，民主黨人有挺身譴責的嗎？梁國雄們在通衢大路上瞓街阻塞交通、衝擊警察警戒線之時，民主黨人有發言聲討的嗎？正是這些「理智民主派」對其「暴力民主派」盟友在「狙擊」社會和政府時使用暴力行為的偏袒、迴護、縱容甚至樂觀其成，使黃毓民、梁國雄們更加得意忘形、有恃無恐。
這些「反對派」負擔着同一使命，那就是在政府試圖解決社會和民生問題時加以阻撓乃至製造麻煩。所以，在以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為共同敵人之時，這些政客黨棍一文一武是配合得如此默契。跡近「爛仔」的社民連、人民力量揮舞着「民主、自由、人權」的旗幟郁手郁腳、左衝右突；而貌似紳士的民主黨、公民黨則同樣揮舞着「民主、自由、人權」的旗幟為他們的盟友吶喊助威、打氣喝彩。但是，「理智」者和「暴力」者畢竟有着不同的目標：「暴力」者但求玩到盡搞串個party，而「理智」者則志在有朝一日謀奪政權。所以，當面對選民爭取選票、爭奪議席之時，殺紅了眼的「暴力」者為報先前的政改和公投兩箭之仇便不免「敵友不分」，而看重政治利益的「理智」者因為心痛選票的被分薄而高喊「親痛仇快」了。
表面看起來，在政改談判和五區公投問題上，民主黨是知其不可為而不為，「暴力」派是知其不可為卻硬要為之，前者的政治眼光確是比後者稍為長遠。但是實際上，對「政治是妥協的藝術」這句話的理解，香港民主黨人何嘗又能比他們的盟友高明得到哪裡去？在爭取「零七、零八雙普選」，聲稱一天都不能遲之時，民主黨不也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嗎？結果如何已有目共睹。在妄圖顛覆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之時，民主黨不也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嗎？結果如何也是可想而知。政治的理智者，是那些具有盱衡大勢和解決問題能力的人，而李柱銘之流焉能當此任乎？
前有勢眾的強敵，後有使壞的盟友，這次區選，民主黨能夠獲得的議席極可能減少，其委屈很可理解。但是，按照民主社會的法則，選舉權是公民不可剝奪的天賦權利，為了你的政治利益而要別人，那怕是你的盟友，放棄「狙擊」，以免分薄票源，那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也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如果再有機會與美國駐港總領事餐敘討教，民主黨的領袖今回會否再篤盟友的背脊，不得而知，但如果我是這位總領事，我會把下面這番話告訴他們：
美國人的黨派意識不強，選民在選舉中決定取捨，着重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二零零八年就有不少登記為民主黨的選民在初選時把票投給希拉里，但到大選只有民主黨的候選人奧巴馬和共和黨的候選人麥凱恩兩個選擇時，他們因為懷疑奧巴馬的治國能力而把票轉投給麥凱恩。中國人投票的背向卻主要基於意識形態，於是香港和台灣一樣，各派政治力量都有其死忠選民，而且人數和比例相對穩定，波動的幅度不會很大。美國議會的議員投票支持對方黨派提出的提案，那是司空見慣的事；而台灣和香港議會的黨派分界線卻是十分清楚，鮮見跨黨投票的。這種對政治態度的差異，便是國民民主素養的分別。也正是對意識形態的高度狂熱，才是盟友「狙擊」貴黨的主要原因。既然是你們的民族性格和選舉文化使然，沒有辦法，你只能「欣然」接受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