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三落三起」\馬承鈞

  七月末,有機會與友人一道驅車赴井岡山旅遊。井岡山在江西西南部湘贛交界的羅霄山脈,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隊伍抵達這裡,與隨後到達的朱德、陳毅、彭德懷等部會師,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毛在此制定「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模式,故有「革命搖籃」之譽。井岡山山勢險要、峰巒巍峨,易守難攻,兼具雄、險、秀、奇、幽的自然美景,陸定一稱「井岡山,兩件寶;歷史紅,山林好」,如今已是中國十大「紅色旅遊景區」之一,名聲大振,遊者如潮。

  在井岡山不禁想起「紅都」瑞金來。兩天後筆者一行又一路顛簸,耗時五六個小時,經興國、寧都趕到位於贛閩交界的瑞金。瑞金,據說因唐代盛產黃金而得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史上第一個全國性民主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在葉坪成立,所以瑞金也被譽為「共和國的搖籃」。三年後的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中央縱隊正是從瑞金出發,開啟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瑞金位於著名的武夷山脈中段,這裡群山環繞、溪流密布,奇峰、峽谷、怪石、碧泉比比皆是,自然景觀相當壯麗。雖是炎炎夏日,這裡卻涼爽愜意,我們在葉坪住的小賓館,夜裡根本不需開空調。那晚,我們從小賣部買來酒糟魚、羹子肉丸、皇年米果、紅都香芋等當地特產和一瓶四特酒,邊飲邊談,話題漸漸集中到毛澤東身上。

  同行者陳教授是中共黨史專家,曾多次來贛南參訪,對紅色政權在中央蘇區五年多裡的艱難歷程頗有研究心得。他說,毛澤東在瑞金幾度沉浮,承受了被懷疑、排擠和撤職等等失落之苦,甚至一度跌入谷底。這些雖已鮮為人知,但對研究中共歷史和毛澤東的傳奇一生,卻不無意義。

  毛澤東在瑞金遭遇可以概括為「三起三落」,第一落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葉坪召開的贛南會議上,當時他任紅四軍總前委書記,遭到李立三為首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黨內錯誤批判,失去了在紅四軍裡「黨的領導權」,被擠出蘇區中央局的領導核心。第二落是翌年十月,後方的中央局一味堅持「左」傾冒險主義的「積極進攻路線」,再次對毛澤東的策略橫加指責,解除了其軍事指揮權。幾個月後,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作出裁決,對毛澤東提出的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關於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給予了肯定,於是毛又被請回紅四軍。

  第三落是一九三四年一月,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博古(秦邦憲)積極推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後期又過於聽從軍事顧問李德推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他們對毛澤東的路線橫加指責、無情批判,說「山溝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說毛「頑固對抗中央」,致使毛澤東在「全蘇二大」上被架空,撤掉了他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失去在政府中的領導權。這樣,毛先後喪失黨權、軍權和行政領導權,變成一個無職無權的「普通一兵」,處處受人白眼,自然很痛苦,所以毛在延安時曾對人講,他在瑞金的中央蘇區「過了四年小媳婦日子」。

  陳教授道,大家都知道鄧小平也有「三起三落」,其實鄧小平的「第一落」與毛澤東的「第一落」是同一個。當時,二十九歲的鄧小平擔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和江西省委宣傳部長,他與毛澤潭、謝唯俊等人堅決支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反對以博古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推行的「城市中心論」。為此鄧小平遭到批鬥,受到「黨內最嚴重警告處分」,甚至一度被關進監獄,擔任的職務也被撤銷。一九七二年十二月鄧小平重返瑞金,回想起當年這些經歷還感慨萬分。

  「削職為民」的四年間,正值毛澤東由「而立」步入「不惑」之年,除精神上的打擊外,生活上篳路藍縷、溫飽難保,他居住在東華山、蘇家坡、雲石山的莽林古剎中,日日與僧人菩薩、暮鼓晨鐘作伴,加上又患了嚴重的瘧疾,幸虧福音醫院院長傅連璋醫生及時相救,才倖免於難。這對於一位志存高遠、豪氣沖天的職業革命家來講,無異於壯士斷腕、駿馬失蹄,是何等的悲壯、悲憤和悲愴!但毛澤東畢竟是毛澤東,他仍以大局為重,服從組織決定,忍辱負重忘我工作,人在深山中,心卻在戰場,他堅信總有一天全黨全軍會覺悟起來。

  他一如既往地關注着硝煙瀰漫的激戰前線,不露聲色地從事蘇區社情民意的調查研究;手不釋卷地研讀馬恩列斯著作;實事求是地總結對敵鬥爭和軍隊建設的經驗教訓……

  毛澤東一邊央求傅連璋千方百計弄來上海《申報》、《新聞報》和廣州《工商日報》、《超然報》等報刊,以關注國事、研究時局;一邊積極從事調查研究,訪貧問苦,解決民生疾苦。一次他去洋溪村調研農業生產,途徑綿江河,發現架在河上的幾塊木板幾近腐爛,走在橋上搖搖晃晃,非常危險。他對隨行的鄉幹部說:「這座橋都成這個樣子嘍,再不修不定哪天就會塌下來啦!」得知是因為農忙沒時間顧及時,毛說:「那我們就自己動手幹!」在他的督促下,鄉村幹部找來木頭石料,毛澤東與大家一起抬木頭、扛石塊。很快,一座堅固的新木橋橫跨在綿江河上,被老百姓稱為「紅軍橋」。

  毛澤東是卓越的政治家和天才的軍事家,由於他的「被邊緣化」,使黨中央和紅軍蒙受重大損失、陷入重重危機,根據地日益銳減,他親手創立的中央蘇區毀於一旦,最終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迫使紅軍不得已實行戰略轉移,開啟人類史上最悲壯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這一沉痛教訓,也促使紅軍將士在殘酷的鬥爭實踐中覺悟起來,終於在遵義會議上重新推舉毛澤東為黨和軍隊最高領袖,使中國革命重新走上充滿希望的涅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