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事/丁玲的母親/王鵬
作家丁玲（一九○四年至一九八六年）四歲喪父，母親余曼貞（一八七八至一九五三年）是一位受新文化熏陶的舊式女性。丈夫死後，封建大家庭瀕臨崩潰，五歲的丁玲不得不隨母親移居到常德的舅舅家居住。從此母女相依為命，過着相對穩定的生活。她在一篇回憶童年的文章中說：「在那時，唯一來慰藉我的，便是母親講的故事。在燈底下，我睡在母親旁邊，表姊們也鑽到她的身旁，她娓娓不倦地把一些水簾洞、托塔天王的故事深深地放到我們的腦海中，那些情景，我現在想起來還如在目前。」在丁玲七歲時，母親結交了後來成為著名革命家的向警予，思想逐漸趨於民主和革命化。九歲時母親從長沙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去桃源縣任教，丁玲也隨母親入桃源縣小學讀書。這期間母親常給她講述西方著名婦女活動家羅蘭夫人等的革命故事。同時丁玲開始接觸西方文學，如林琴南翻譯的《塊肉餘生記》、《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等，都是她喜歡的作品。
丁玲為自己的母親創作的一部長篇自傳體小說《母親》，女主人公于曼貞的原型是丁玲的母親余曼貞。小說的基本情節取自丁玲母親的生活經歷。女主人公從一個善良賢惠、「從不管閒事」的少奶奶，到因丈夫早逝，家境衰落，帶着一雙兒女，背着一身債，在世態炎涼境遇中奮起，自立自強，終於轉變為一個自食其力的知識分子的人生經歷，啟示我們，尤其是女性，面對生活，只有以主體的姿態，挖掘自我生命的潛力，扼住命運的咽喉，才能實現自己人生命運的轉換。
千百年來的封建和男權統治，將女性禁錮在家中，壓抑在底層，將她們變成弱不禁風，行不方便的寄生蟲、可憐者。于曼貞無疑也是這千千萬萬中的一個，她從小纏足，又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糊裡糊塗地成了百事不管的少奶奶，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被人安排的生活，完全由他人主宰的命運使她變成了被動生活的弱者，她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對自己的生活一片茫然。然而丈夫的早夭，來自家族內部的傾軋，將她置於人生命運的轉折時刻，生之艱難和家庭責任的問題擺在她的面前。現實的壓迫，切斷了她寄生的生活道路，使她不能也「不願再依照原來那種方式做人了」，她「要替自己開闢出一條路來，她要不顧一切的譏笑和反對，她不願再受人管轄，而要自己處理自己的生活了」。她從現實開始，選擇了自己對生命和責任的承當，進行了艱難然而又是充滿希望的蛻變。作品通過于曼貞的思想轉變和生活道路，展示了封建家庭內部的衰落與分化，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時代浪花。
丁玲創作的長篇小說《母親》，一九三三年八月由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初版，同年十月再版，一九四七年一月上海作家書屋出版新一版。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在初版《母親》時，在書前寫了一篇《編者言》，介紹了這部書的寫作計劃。《編者言》中說：「照作者預定計劃，這部書的篇幅，大約有三、四十萬字，從她母親的時代寫到作者在自己。因為篇幅的關係，作者便變更了原定的計劃，把這部長篇分成三部曲。第一部寫革命時代，因為故事以作者的母親為中心，便用《母親》作書名；以後第二部、第三部都用別一個書名。故事雖然聯繫着，但每部書的本身，都是可以充分獨立的。」這就是說，丁玲原計劃創作三部曲，但只寫了一部。
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上海《文學》雜誌第一卷第三期，茅盾發表的《丁玲的〈母親〉》一文，說：「《母親》的獨特的異彩便是表現了『前一代女性』怎樣艱苦地在『寂寞中掙扎』！也許將來還有作品把這樣『前一代女性』的掙扎為題材，而且比《母親》寫得更好；但在現今，我們不能不把這部《母親》作為『前一代女性』怎樣從封建勢力的重壓下掙扎出來，怎樣憧憬着光明的未來，——這一串酸辛的然而壯烈的故事的『紀念碑』看了。」
一九八○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過《母親》，在一九八三年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丁玲文集》（六卷本）、二○○一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丁玲全集》（十二卷本）、二○○二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丁玲小說》中，分別收錄了《母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