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歲月憶邵翁/鄭延國
有一位先賢與今年的兩件大事緊緊相連。一九二一年他即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今年九十年黨慶，焉能不念及他。一九一一年他作為孫中山的追隨者，與武昌起義的將士們遙相呼應，一舉推翻帝制。今年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焉能不提及他。要問他是哪一個？錢塘江畔邵力子是也。
邵力子，一八八二年出生於浙江紹興。二十四歲那年，他東渡扶桑留學，旋即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翌年回國，先後創辦《神州日報》、《民呼日報》、《民籲日報》、《民立報》，宣傳反清思想，倡導國民獨立精神，為即將爆發的辛亥革命積極營造輿論。「五四」運動前後，他一方面在其創辦的《民國日報》上開闢「覺悟」副刊，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另一方面又和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發起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一九二一年，他以國民黨員特別身份跨黨加入共產黨，成為最早的共產黨人之一。邵公在這兩個時間段的所作所為，無疑為其留下了極為亮麗的兩筆人生色彩。
在以後的歲月中，特別是在國共兩黨兩次合作期間，他又繼續作出了永載史冊的貢獻，令後人敬仰。他曾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擔任多項要職，為北伐革命做了大量的政治、組織工作。又他曾在抗日時期出任國民黨中宣部部長。期間，他不僅大力支持中共在南京創辦《新華日報》，而且積極准予《毛澤東自傳》在刊物上公開發表等等。惜乎，而今國共兩黨第三次友好時期，曾被毛澤東譽為「和平老人」的邵公已經作古經年，不再可能為兩岸黨人和兩岸同胞親自牽線搭橋了。但他那種追求和平、嚮往光明的高尚精神與人格魅力將永遠激勵兩岸人民攜手共進，最終走向統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老人家於青年時期居然對翻譯一事饒有興致，且不乏真知灼見，如他曾寫有《譯書的我見》一文，刊載在一九二○年七月八日上海《民國日報》上。是文稱：
譯書是一件很難的事業，讀書或者可以不求甚解（至多是誤自己），譯書卻萬萬不能如此，否則，貽誤讀書的青年，對不住社會，更對不住原著者，如果譯高深學術的書，不但文字須精通，即和該書有關聯的各種學科，也非經研究、略有門徑不可。
至於意譯，總不如直譯的好。意譯可以偷懶，躲閃；有看不懂的地方，不妨用己意猜度，竄改，或者竟忽略過去；別人要指摘他謬誤，他還可以強辯，說「這是不關重要的地方，所以我把它略去」。直譯則一句不容忽過，有看不懂的地方，自然也寫不下去，倘使他大膽寫下去，別人也就一定看不懂，很容易的知道他這書是毫不足觀的了，遇到西文結構和中文十分不同的地方，自然直譯者也當略變格調，不使有「佶屈聱牙」之弊，但斷不能含糊囫圇，說我是「意譯」的。
細細揣摩邵公的這兩節文字，可以發現其翻譯理念是何等地明白剴切。首先，翻譯是一項艱苦卓絕的事業，它不僅牽涉到讀者和作者，而且還與整個社會息息相關，是故譯書者必須對原著透徹理解，萬萬馬虎不得。其次，對於專業性很強的學術著作，譯書者不僅僅只是追求表層的文從字順，更重要的是必須直探專著深層，對其所涉及的專業和與之有關的種種學科有所了解、有所研究。第三，意譯不足取。原因是這種運作彈性太強，小而言之，難免丟失不少有價值的信息；大而言之，可能竄改原著的本意，誤導讀者。第四，直譯最好，它能夠避免意譯的種種弊端。但理想的譯文必須傳遞原作的全部內容而不能有意義的半點流失，必須行文精煉自然通俗易懂而不能有表達的絲毫梗阻。要達到如此境界談何容易？惟有善於變通的智者，方能左右逢源、遊刃有餘，將原文玩弄於手掌之間，然後化作理想的譯文，上可令士林方家嘖嘖稱羨，下可令民間學人愛不釋手矣。
綜上所述，可知邵力子，不僅為中共黨史，為民國歷史增添了厚重的篇幅，而且也為翻譯理論補上了熠熠生輝的一頁。撫今思昔，豈能不令我們更加憶念這位可欽可佩的和平老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