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廣東 印章及收藏/曉 莊
圖：民國鄧爾雅刻「海綃翁」
印章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朵奇葩。春秋時期的中原地區，古璽印作為憑證和信物的使用已十分普遍。廣東的印章藝術也有悠久的歷史。從近代嶺南地區所出土的不少古代印章可看到，無論其形制、工藝水平和藝術風格皆胎息於中原地區的秦漢璽印，有着很高的藝術水平和歷史價值。可以說，無論是輝煌的南越王墓出土的印章，還是與江浙接步呼應的廣東明清篆刻，以及名家輩出的民國廣東印壇，都留下了堪稱典範的不朽之作，在中國印章史上佔有不容忽視的地位。
上世紀50年代廣州西村秦墓發現了一件烙有「蕃禺」印章的漆器（圖1），有着秦小篆寓圓於方的特點，自然生動，為當時的番禺工官所做。這方烙印是嶺南地區目前所見的最早印章遺痕。1983年，廣州象崗南越王墓出土了11方印章，其中「文帝行璽」（圖2）「泰子」「帝印」等堪稱古璽印中的極品。這批印章在印制上承襲了秦漢官印制度，以秦小篆為基礎、章法呼應顧盼，富於變化，印風端莊肅穆，為第二代南越王在位時僭制所造。其藝術水平之高反映了漢代嶺南地區的藝術風貌和豐富的文化內涵。
此外，近代廣東地區還出土了不少漢以後的官、私印、陶器印記和瓦片印記。最有研究價值的是東莞明代羅亨信家族墓出土的一方印文為「都御史章」和「永樂第一科進士」兩面印。莫武認為「它的出土對早期文人篆刻的發展史有着極其重要的研究價值」。
嶺南文化由於理學的興起，至明代已是大盛。明末的嶺南印壇雖然缺少文彭、何震式的篆刻宗師，然興盛的文人篆刻藝術風氣也惠及廣東地區，使本地的篆刻創作水平逐漸成熟，並出現了馬元伯、郭安世、邱穎叔、張萱、伍瑞隆、陳子升等名家。從留傳的印譜中可看到，萬曆進士鄧雲霄所刻疏朗自然，頗有明人印風。其子逢年、逢京等子孫皆擅刻印，到近代篆刻名家鄧爾雅，已傳11代。而袁登道（圖3）、張穆治印，以漢印質樸為宗，饒有古味。黃仲亨所刻擬明人古璽法，印風平和穩妥，尤以所刻印鈕媲美「尚均鈕」。有聲於時且印風卓然獨立的首推朱光夜。朱氏篆刻，遠宗秦漢，近溯明人，時出新裁，印風蒼茫剛勁，實有過人之處（圖4）。天啟三年（1623年）有《朱未央印略》行世。時人薛始亨有「朱子篆古文，高名天下聞」句譽之。
明末清初文藝受破壞
明末清初，嶺南的經濟、文化受到空前的打擊和破壞，篆刻藝術也處於寂寞的困境中。史籍記載的印家只有陶璜、蘇道顯、尹逢清、鍾穎林等寥寥幾位。乾嘉年間，考據學以及金石學的興起和發展，使嶺南篆刻創作再次崛起。卓有成就的印人當推謝景卿、黎簡二人。謝氏治印溯源秦漢，承接元人，早年摹刻秦漢印章近400方，直得漢人神髓。所作元朱文印，秀逸絕倫，韻致高古（圖5）。同時還精於印學，所纂《選集、續集漢印分韻》成為印學書籍典範，嘉惠印林。其子雲生、蘭生得父之傳，皆擅篆刻。黎簡有詩、書、畫、印「四絕」之稱，篆刻宗法漢人，古拙渾樸（圖6）。嘗日鑄銅印30顆，可見其用功之勤。其門人尹右治印蒼古渾穆，章法巧妙，逼肖秦漢。而同時期著名學者馮敏昌、張錦芳、吳榮光、彭泰來等人在精研經史的同時，還涉獵篆刻，雖所作不多，然格調備受推崇。
嘉道之後，大學者陳灃倡導篆刻創作白文以漢印為宗，朱文力繼元人。並在其所撰印學論著《摹印述》中提出以「雅正為尚」的作篆準則，對粵地印學影響甚大。當時，專攻漢印的有黃鑰、李魁、周大常、陳璞、謝耀、李陽等人。而博師眾長，熔漢、皖（鄧石如派）於一爐的有劉紹藜、何昆玉、宋澤元、梁垣光、蘇展驥、莫善元、黃恩銘諸家。其中以何昆玉印藝最為卓著，其印宗法皖浙而又力繼元人，印風秀逸閒雅，端莊樸厚（圖7）。黃恩銘治印師法漢人，取將軍印錯落自然之章法，運單刀之妙，印風詭奇，獨樹一幟。另外，一些著名畫家如蘇仁山、居廉、梁于渭等的自用印多出於己手，雖技巧上並不足道，卻也常常表現出一種志行不凡的藝術個性。封疆大吏李文田亦偶治印，所作清新典雅，亦自不俗。
同時，浙派印風風靡全國，嶺南亦受到較大的影響。由於浙派印人常雲生、余曼庵客粵授徒傳藝，本地亦出現了很多以學浙派而著名的印人，如柯有榛、孟鴻光、張嘉謨、黃雲紀、金德樞、伍政宣、楊其光、葉期、胡曼等。柯有榛（1814年生）印作得曼生（陳鴻壽）、秋堂（陳豫鍾）之妙，線條蒼厚而不失圓渾流暢之勢，在晚清嶺南印壇與黃牧甫齊名（圖8）。其子兆明、兆良印藝亦得父之傳。而孟鴻光篆刻疏朗有致，剛健暢逸，最得陳灃推許。著名印人徐三庚也曾蒞粵傳播印藝，受他影響的有何瑗玉、張嘉謨、張崇光、尹子新等人，吳帶當風之姿一時遍播粵地。
清末，安徽篆刻大師黃牧甫南來廣州，給廣東印壇帶來極大的影響。直接師承或私淑牧甫印風的有劉慶嵩、李茗柯、易大厂、鄧爾雅、馮師韓、陳融、歐夢良、張祥凝、余仲嘉等，黟山印風在嶺南蔚成風氣。李茗柯專攻古璽，氣息古穆遒美。鄧爾雅極盡文字變化之妙，印風峭動挺拔。易大厂出入陶文古璽之間，自成樸野奇肆風格。而簡經綸以甲骨文入印，別具蒼勁拙樸一格。他們繼承黟山印風而發展變化，成為民國時期的名家，使廣東篆刻以新的面目雄起於近代中國印壇。
現代廣東印壇在晚清篆刻的影響下，出現了羅叔重、馮康侯、容庚、商承祚、黃文寬、秦咢生、吳子復、張大經等名家，他們的印風各有面目，推動了廣東篆刻的發展。
篆刻藝術的發展與古璽印的收藏、匯錄和研究密不可分。廣東印章收藏之風始於明末文人篆刻的興盛時期，其中東莞的張萱在這方面是一位極具見識的學者。張萱為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中書舍人，官至平越知府。他擅書畫篆刻，精於鑒賞。遊宦吳中時得睹諸藏家古今名迹，並收藏了大量名家字畫。他嗜好印章的收藏和研究，在《朱未央印略》序中云：「余少亦究心此藝，獨喜姑蘇文待詔父子。嘗得待詔自鎸『征仲』二字及其子自鎸，『壽承』二字，玩弄久之。」他在寄情金石之餘撰寫了《歷代玉璽辨》，書中對於歷代璽印的考證、篆法和用字均有精闢的見解，可見其藏印、賞印是以學術為重，不同於一般藏家的賞玩自適。
清中葉篆刻風氣日盛
清中葉，隨着金石學的興起和影響，粵地篆刻風氣日盛，印章的收藏和印譜的輯拓也逐漸成風。而致力於古璽印收藏的當推番禺的潘有為。潘有為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進士，官內閣中書，為翁方綱入室弟子。善詩工畫，精鑒別、藏古泉、書畫、彝鼎甚富，尤嗜印章的收藏與考訂。他任官京師時，廣收歷代古銅印章，並得到程荔江所藏古印珍品1200顆，編集成《看篆樓古銅印譜》。程瑤田在序中指出周代古印中有某氏之璽或私璽的璽字為古代的璽字，對古璽的研究有較重要的價值。此譜為廣東最早的集古印譜，鈐拓頗為精美，為世所重，對粵地印學影響甚大。稍後，這批印章數易其主，先後為潘正煒輯為《聽帆樓古銅印譜》（1832年），潘仕成輯為《寶琴齋古銅印譜》，何昆玉輯為《吉金齋古銅印譜》。後來，何氏將這批印及其藏印共約2700餘方盡歸陳介祺，陳後遂匯輯為《十鍾山房印舉》。此外，潘有為曾侄孫潘儀增嘗云得其祖看篆樓藏印200餘事，並其藏印共500方匯輯為《秋曉庵古銅印譜》，惜翻沙印十有其八，真者不過20餘方，可見收藏者不但要具備財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鑒別真贋的眼力。
隨着印學研究的日趨深入，晚清的廣東印章收藏極一時之盛，這些印章都被輯錄成各種印譜。先後有吳榮光的《筠清館漢銅印譜》、葉夢龍的《風滿樓古銅印譜》、何昆玉、何瑗玉的《漢印精華》、謝春生的《秦漢印存》、楊永衍的《添茅小屋古銅印譜》、居巢的《今夕庵古印藏真》等古印譜。匯錄名家印譜則有呂玉橫的《培蘭堂印譜》、嚴荄的《錢叔蓋、胡鼻山兩家刻印》、馮兆年的《味古堂印存》、黃璟的《溶縣衙齋二十四詠印章》、潘元長的《緝雅堂印影》等數十種。這些印譜為治印者和鑒賞家所重，對推動本地印學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當時，收藏古璽印最富者應推何昆玉。昆玉印藝造詣極深，且精於古印的鑒賞、收藏、整理和傳拓。嘗搜羅古璽印達2700多方。相傳昆玉與潘仕成家居比鄰。潘氏所藏書畫碑帖昆玉皆能獲觀，惟漢「緁伃亡娋」玉印未能一睹為憾。其後以白金4両求得此印拓片，朝夕把玩。潘氏晚年家財四散，昆玉遂以300金得之。可見其對古印痴迷之深。昆玉除將藏印輯為《吉金齋古銅印譜》及《續譜》外，還與其弟瑗玉助陳介祺編鈐《十鍾山房印舉》及《簠齋藏古玉印譜》，並助陳漢弟編訂《伏廬印存》，其品鑒之技，譽滿南北。
民國元老陳融（1876-1956年）以愛藏印、匯譜而著名，他先後輯有《黃牧甫印集》《黃梅花屋印存》數種，而其中以輯錄近代名家的《顒園藏石》印譜最為壯觀，達36冊之巨，其傳古之功，有聲於印林。
近世粵人藏璽印之富要數商承祚和關春草。商氏所輯《契齋古印存》最為精審。關氏以治小璽聞名，藏古璽凡數百方，有《春草藏璽》傳世。而篆刻家黃文寬所藏印章、印譜富甲南天，集歷代官私印及名家篆刻凡800餘方，其中僅清末黃牧甫印作即多達270餘方。他致力搜求鄉邦文物，並匯錄成《南越瓦印佚存》《瓦存屋集印》《瓦存屋集黃牧甫印選》《葉楊胡劉四家印剩》10多種印譜，而且嘗藏各種印譜善本200多種，其中有《十鍾山房印舉》《千璽齋印譜》《丁丑劫餘印存》等。惜「文革」中大部分藏品慘遭洗劫，小部分印章因藏於煤粉中得以倖存。
今天的南粵大地，收藏印章印譜蔚成風氣，香港的馬氏達堂、林氏松蔭軒，澳門的蕭氏珍秦齋，羊城的黃氏問石軒等成績昭著，收藏之風方興末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