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細節》摘編之四 中山艦事件因蔣多疑引發
圖：孫中山、宋慶齡與「永豐艦」官兵合影。孫中山逝世後「永豐艦」改名為「中山艦」
大革命時期影響國共合作的重大事件首推「中山艦事件」。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悍然下令佔領中山艦，逮捕時任海軍局代局長和中山艦艦長的李之龍（中共黨員，海軍中將）。通常認為這是蔣向共產黨挑釁的一次陰謀。《黨史細節》一書指出，這或許是由於中山艦臨時調動引發的一場誤會。敏感而多疑的蔣介石，誤以為汪精衛和蘇聯顧問季山嘉試圖把他劫持到中山艦上，送往蘇聯。不過十幾個小時之後，當蔣意識到這完全是自己的主觀猜忌後，他就下令交還收繳的武器，並放回被軟禁的黨代表，重新恢復常態。在國共第一次合作到反目成仇這一段歷史中，共產國際扮演了異常重要的角色。
●國共合作最早是出自馬林的建議，然而孫中山一開始並不積極，半年裡也無多大動靜
中共一大後不久，1921年年底，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張太雷的陪同下，在桂林晤見了孫中山，與孫中山長談了三次，與其他的國民黨要人也有所接觸。桂林之行，使馬林對孫中山和國民黨留下很好的印象，也使他相信，中國革命最好的形式，是共產黨與國民黨進行合作。
然而，孫中山對於馬林的建議並不十分積極。他直截了當地對陪同馬林並擔任翻譯的張太雷說：「為什麼青年要從馬克思那裡尋求靈丹妙藥，從中國的古典著作不是也能找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嗎？」他認為，共產黨信仰馬克思主義，不過是一些年輕人崇洋媚外和標新立異的表現。加之孫中山此時正充滿信心地準備新一輪北伐，而此次北伐所依靠的力量，是他一手培養起來的陳炯明，他認為北伐成功的可能性極大，故對國共合作之事並沒有表現出多大的熱情。所以馬林結束桂林之行後在長達半年的時間裡，國共合作之事並無多大動靜。（摘自《黨史細節》P38-P39）
●為取尚方寶劍，馬林繞道荷蘭回莫斯科，結果請來了印在絲質襯衣上的「八月指示」
1922年4月，馬林得知陳獨秀背着自己給維金斯基寫信反對與國民黨合作後，為了取得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使陳獨秀放棄己見，於月底繞道荷蘭回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詳細匯報了中國情況，並且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明確支持。維金斯基隨即向中國共產黨發出如下指示：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接短箋後，應根據共產國際主席團7月18日的決定，立即將駐地遷往廣州，並與菲力普同志（按：即馬林─引者）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
維金斯基簽發的這份指示，實際上也巧妙地給陳獨秀4月來信做了答覆。
更有意思的是，這份指示還直接打印在馬林的絲質襯衣上，由馬林穿着帶回中國。這一方面固然是保密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以此抬高馬林的身份，使陳獨秀不再同馬林抬槓。（摘自《黨史細節》P41）
●蔣介石猜疑要把他劫持到中山艦上然後送去蘇聯，一氣之下，決定來個先下手為強
1926年3月18日傍晚，一艘由上海開往廣州的商輪定安號被海盜劫持，有人向黃埔軍校求助。軍校沒有軍艦可供調遣，值班人員乃將此事電告軍校駐省辦事處。辦事處主任歐陽鍾隨即向國民政府海軍局請援。海軍局接電之後很重視，當天夜裡就命令中山艦駛往黃埔，聽從軍校的調遣。第二天上午，時任海軍局代局長和中山艦長的李之龍（係中共黨員），因正在廣州的一個蘇俄考察團提出要參觀中山艦，乃用電話請示正在廣州的蔣介石，詢問可否將該艦調回。恰在此時，汪精衛又幾次詢問蔣何時回黃埔。蔣本不知中山艦來黃埔之事，接了李之龍的電話和汪的詢問，便猜疑汪精衛和蘇聯方面使用他對付王懋功的辦法，把他劫持到中山艦上，然後將他送去蘇聯。
既然如此，蔣介石像以往遇到此類事情的反應一樣，一氣之下，不顧一切，撂下工作馬上走人，於是決定乘車前往汕頭東征軍司令部休養。走到半路上，蔣介石覺得此舉並非上策，說不定汪精衛等正好利用這一點來打擊排擠他，於是又中途返回。隨後，蔣介石召集心腹連夜開會，並決定來個先下手為強，於20日凌晨下令逮捕李之龍、解除中山艦武裝，派兵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槍械，解除蘇聯顧問衛隊的武器，拘押保衛廣州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師黨代表中的共產黨員等。（摘自《黨史細節》P58-P59）
●羅易向汪精衛透露了共產國際密電即有名的「五月指示」，結果造成無比慘重的損失
5月31日，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發來了緊急指示，即有名的「五月指示」。指示的要點是：
一、改組武漢國民政府，加強這個政府中中共黨的領導力量；
二、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增加更多的工農領袖；
三、武裝二萬中共黨員；
四、挑選五萬工農積極分子加入國民黨軍隊，使國民黨軍隊得以徹底改造，排除其中的反動將領，以中共黨員和堅定的國民黨左派代替；
五、建立以國民黨左派領袖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嚴厲懲辦反動軍官；
六、厲行土地革命，堅決從下面實行沒收地主土地和豪紳的財產。
6月1日，羅易在未同任何人商量的情況下，將汪精衛約至其寓所，然後出示共產國際的密電給汪看。羅易這樣做，無非是讓汪精衛接受這個電報，同他一起搞土地革命。事後汪精衛對此事做了如下描述：
6月1日，蘇俄代表羅易忽然約兄弟去談話，說：「莫斯科曾有一種決議案，給我和鮑羅庭的，鮑羅庭給你看沒有呢？」我說：「沒有。」他說：「我可以給你看。」他於是把那決議案給我，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中文的是他們自己翻譯出來的。兄弟看過之後，覺得嚴重時期已到了。兄弟說：「可以給我嗎？」他當時有些遲疑，最後才說：「今天晚上送給你，因為已修改幾個字。」晚上果然送來。
羅易以為這樣汪精衛會按照他設想的路去走，殊不知，這正好為汪精衛集團分共提供了口實。（摘自《黨史細節》P75-P76）
（經人民出版社和《黨史細節》作者羅平漢授權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