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排斥魯迅」評說/宋志堅
我曾有文，通過錢鍾書與魯迅的相通之處，說明錢鍾書並不排斥魯迅，喬世華為此作文，題為《錢鍾書並不排斥魯迅？》，意思是了了分明的，即「恃才傲物的錢鍾書對魯迅是有排斥情緒的」，他舉了「幾個具體例子來說」。我數了一下，總共五個，以下除第一例外依次分述。
第二個例子，說的是錢鍾書在《小說識小續》一文中對《儒林外史》的看法，其中有一句話說：「近人論吳敬梓者，頗多過情之譽。」喬世華認為這裡的「近人」就包括魯迅，因為魯迅「對《儒林外史》評價頗高」。魯迅稱《儒林外史》，「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這評價是否就是「過情之譽」，要看《儒林外史》是否「足稱諷刺之書」，《儒林外史》之前，「說部中」是否有「足稱諷刺之書」。因此，將魯迅放在「近人」之列，只是喬世華的推測。
第三個例子，喬世華說：「錢鍾書四十年代小說《靈感》也許對魯迅有點諷刺」，這句話本身就說得相當含糊，「也許」二字能當做例證的麼？接下去是對這個「也許」的補充說明：原來這個「也許」來自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提及這篇小說時說的一段話，然而，喬世華在引述夏志清的話之後，又來了一個「也許」──「也許夏志清的評論帶有着臆測的成分」，如此「也許」之「也許」，怎麼拿得出來做例證？
第四個例子，是緊接着第三個例子說的。大概喬世華自己也覺得第三個例子太不像話了，於是來了一個轉折：「不過，錢鍾書對魯迅《阿Q正傳》並不看好，倒是真的。」這是錢鍾書答水晶問的話，他首先肯定「魯迅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接下去才說了魯迅「只適宜寫Short-winded『短氣』的篇章，不適宜寫『長氣』的，像是《阿Q》便顯得太長了，應當加以修剪才好」。錢鍾書以魯迅的短篇小說在充分肯定的同時略有微詞，與「排斥」也沾不上邊。
第五個例子說的是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在北京召開的「魯迅與中外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錢鍾書所作的開幕詞。喬世華歸納說，「顯而易見，錢鍾書是主張對魯迅的討論可以有不同的意見的」，這可以說是錢鍾書對魯迅研究只能「唱頌歌讚歌」的「習慣」之排斥，卻不能說是錢鍾書「排斥」魯迅。接着這段話，喬世華說了大會現場對錢鍾書這番話的不同反應：謝泳說「換來的只是一片沉默的抵制」，《文學報》的報道卻說「贏得全場熱烈的掌聲」，這確實會讓喬世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的，卻與拙作無關，倒能提醒喬世華，不甚精當的提法，是萬萬不可隨意散布的。
回頭再說第一個例子，因為這需要多花點筆墨。這個例子，是說錢鍾書評論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其中有一段提到魯迅：「周先生引魯迅『從革命文學到遵命文學』一句話，而謂一切『載道』文學都是遵命的，此說大可斟酌。研究文學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個『抒寫性靈』的文學運動裡面，往往所抒寫的『性靈』固定成為單一的模型；並且，進一步說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繼續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喬世華的意思是錢鍾書既批評了周作人，也批評了魯迅。其實，「從革命文學到遵命文學」這句話，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魯迅在北平女子文理學院講演時說的。他還舉出這樣幾類人作為典型例證：一是「在上海以革命文學自居之葉靈鳳之流。葉自命為左傾作家，而他後來因怕被捉，於是成為民族主義文學之卒丁矣，彼之革命文學，一變為遵命之文學矣」；二是「有些人一面講馬克思主義，而卻走到前面去，如張資平之流，他所講者，十分高超，使人難以了解，但絕非實際所可作到，似此表面雖是革命文學，其實仍是遵命的文學」；三是「一些人打着『為藝術而藝術』之牌子，不顧一切，大步踏進，對於時代變遷中之舊道德，舊法律，彼等毫不問及，不關心世事，彼借此幌子，而保自己實力，表面上雖是前進，實則亦是遵命文學」。（參見《魯迅講演全集》之第九節《流氓與文學 革命文學與遵命文學》，珠海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見，魯迅對他在這句話中所謂的「革命文學」與「遵命文學」都是否定的，錢鍾書對「革命文學」與「遵命文學」的批評，包括「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等等，對於魯迅此言，並非批評與否定，倒是支持與發揮。他否定的是周作人「謂一切『載道』文學都是遵命的」這個觀點，認為「此說大可斟酌」。
說完了這五個實例，我想冒昧請教一句：喬世華的哪一例能算「排斥」？
我說的是「排斥」，而不是「非議」或「批評」。《辭海》對「排斥」的解釋是「排擠斥逐」，是與接納、吸納、容納相對立的。據此而論，喬世華說的六例，即使全是錢鍾書對魯迅的「非議」或「批評」，也不能證明錢鍾書「排斥」魯迅。我知道「錢鍾書與魯迅的經歷與背景大有區別，在情感與氣質上也有距離」，所以只說「他並不排斥魯迅」，這話過分了嗎？我忖度，喬世華或許也未必就要坐實錢鍾書排斥魯迅，十有八九倒是沒有弄清楚「排斥」這個詞彙的含義。但做學問的人，倘若既沒有弄明白議題的核心詞彙之實際含義，便急於用來支撐自己的觀點，是否稍嫌草率呢？
喬世華說：「研究魯迅的專家們向來是、到今天也是習慣於只唱頌歌讚歌的」，我以為「向來是」與「到今天也是」的斷言有些一概而論，過去「貶損魯迅」四個字，可以壓得別人喘不過氣，如今世道大變，還有人將「做魯迅」當作一種事業，將「新文化運動以來最不認同魯迅的聲音」作為招徠讀者的圖書廣告，但願喬世華的「匆忙」與「草率」與此無關。
順便說說，喬世華的文章是以他「贊同」的謝泳的「觀點」結束的。其實，不僅是觀點「同」，連所用的實例，也有太多的「同」。到底怎麼回事，想必喬世華心裡是明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