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君里之死
圖：鄭君里演、導俱佳，是影壇難得的人才
關於父親（鄭君里）之死，公認的說法是，父親因為熟知江青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灘的底細而死。
父親、趙丹和江青，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時關係就比較好。藍蘋在上海出演《大雷雨》的女主角，趙丹、舒繡文與父親都曾給她配過戲。趙丹與葉露茜、唐納與藍蘋、顧而已與杜小鵑轟動一時的六和塔下的婚禮，就是由父親主持、沈鈞儒證婚的。即便解放後，父親還與江青保持着比較密切的聯繫。毛澤東知道父親愛抽煙，有一次還曾對江青說：「你拿幾包我的煙給君里！這都是美國『茄里克』香煙！」
這種比較密切的關係一直保持到「文革」初。60年代的某一天，我突然聽見有人敲門——那時我還是一個初中生，門一開，門口站着兩個人，一個又高又大，一個又瘦又小，從表情和服裝看應該是警衛人員之類，站在門前問：「黃晨同志在嗎？江青同志要來看她。」我對母親說：「媽媽，江青阿姨來看你了！」母親那天生病，正躺在沙發上睡覺，一聽我的話，趕緊起身：「哎呀，怎麼能讓江青同志來看我呢？」
江青那天穿着黑披風，戴着呢子帽，穿着毛式制服，挺有風度的。她跟母親聊了一兩個小時，我們後來才知道，她是來上海了解「革命」情況的。江青告辭時，母親要我送她下去，我們這幢房子是以前趙丹的房子，住在4樓，也沒有電梯。可能是不想太招惹人，江青不讓我送，一行人悄悄地下樓，江青鑽進樓下停着的一輛很大的「吉姆」轎車，很快離去。
但這種關係很快變成了一種災難。很快有身份不明的人前來抄家，那些人把家裡抄得亂七八糟，但該拿什麼東西、不該拿什麼東西，他們顯得非常有數。同時被抄的還有趙丹、周信芳、童芷苓、陳鯉庭這幾家，其中我們家是最厲害的，足足抄走了兩卡車的文字材料。被抄家後，父親心情一落千丈，他說：「這些人雖然戴的是紅衛兵袖章，但抄的手法非常專業，他們肯定不是紅衛兵。」
事後證明，父親的判斷是正確的，來抄家的都是空四軍的人，但究竟誰是「導演」，現在還是個謎。一種說法是幕後的操控者實際為葉群，我看到一份資料上說得很詳細，這些材料被送到中南海的鍋爐房裡，葉群把江青叫去，當着她的面將之燒燬。據說還有其他的一部分材料，被帶到林彪叛逃的飛機上，或者燒燬，或者還在俄羅斯的什麼地方，至今還是個謎。我曾經託了人想把這批材料找回來，但也沒有下文。
父親去世後，母親託當年在重慶時的熟人張穎把這個消息帶給周總理和鄧大姐，其實是希望了解父親歷史的人給他一個公正結論，但不知為什麼，這封信後來又落到了江青那裡。審判「四人幫」時，母親與童芷苓以及江青的一位保姆都作為證人參加了庭審，面對母親的質問，江青矢口否認，說她全不知父親之事。我現在推測，江青未必不知道父親被整成這個樣子，但也未必想置父親於死地。父親是那個失去了一切秩序的年代的犧牲品。
有一段時間，父母都被分別隔離審查，哥哥在南海艦隊當兵，家裡只剩下我和姑媽兩個人。有一天，「上影廠」的專案組來了兩個人，讓我收拾一下父親的東西——父親寫了一張紙，寫明需要什麼東西。專案組人說要把父親送到市裡隔離，我後來才知道父親此前已被關過好幾個地方，上海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上海少管所——那時少管所已經不關少年犯，而都關政治犯了，上海的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楊（西光）都關在那個地方。
1969年的一天，突然有專案組人員敲門，讓我趕緊收拾一下去看父親，我不知哪來的預感，覺得事情不好。哥哥那段時間正好回上海探親，母親也接到通知，從被隔離的「上影廠」來到醫院，我們一家四口在那個地方「團聚」了。
到醫院後，我看見父親躺在一個小房間的床上，雖然已瘦得不成樣子，但看到我們還是由衷地高興：「你們來了？我病了，很厲害……」我們無言以對。專案組的人還在旁邊跟我們家人說，讓他好好交代，我只好順着他們的話，告訴父親：「你好好交代，肯定有出路的。」
其實當時我聽到一些消息，說「上影廠」可能要重新啟用父親。那時有這樣一個說法，叫「一批二用」，意思是在啟用他們之前先做個徹底的大批判。但母親被關在裡面什麼也不知道，哥哥在部隊對外界也一無所知，只有我在外面和一幫被打倒的幹部子弟經常接觸，聽到這種風聲。我不知道怎麼傳遞這個信息，只好一再暗示他說：「你好好交代，你放心好了，肯定會有出路的。」
但父親已經絲毫沒有餘力來理解我的暗示了，他只是很微弱地回答：「我是一直在交代……」他抓住我的手，拚命往自己的肚子上摁，我感覺到了幾個硬硬的癤。父親當時已經患上了肝癌，但最初症狀表現為胃疼，專案組就給他吃酵母片之類的藥。
回到家的第二天一早，專案組又來電話，讓我準備東西去中山醫院看父親。去病房前專案組要我寫一張保證書：進去後不要向任何人暴露自己是誰，不要和任何人交談患者的病情，不准透露患者是誰，上廁所要報告，吃飯要有人陪。大概是這麼5條。「文革」結束後，另有專案組去查父親當年的檔案，這張保證書竟然還夾在那一堆病歷中。
那時父親已經奄奄一息了。我偷偷告訴父親：「你好好休息，好像要用你了。」他無力地搖搖頭。有位醫生偷偷把我叫出去，告訴我父親得的是肝癌，他們也想了很多辦法，但已經來不及了，「你要做好思想準備，但千萬不能說是我說的」，那位好心的醫生又告訴我。
父親後來開始吐血，一直到去世，他的眼睛還一直睜着，嘴巴也張着，旁邊都是血。我要了一塊紗布，把父親的臉擦乾淨，出了病房，我打電話給專案組，告訴他們：「鄭君里已經去世了。」「啊？他死了？」對方好像還很吃驚。
這就是我與父親的最後一面，此前已有一年多沒見過父親，而這最後一面竟然也十分短暫──我是早上9點鐘接到通知，中午11點趕到的，而次日凌晨父親就溘然長逝。
原載《三聯生活週刊》鄭大里口述 記者李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