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與冼星海一段往事
圖:李立三與夫人李莎合照
1945年春,戰爭即將結束時,我們家裡又增加了一個新住戶。那天立三下班回家對我說:「有一個中國同志剛從哈薩克斯坦來莫斯科,沒有地方住,我想把他請到家裡來,你看行嗎?」
我毫不猶豫地答應說:「行,行!他什麼時候來?」「馬上會來的。」
不一會兒,客人果然來了。他是個中等個兒、身材瘦削、五官端正的知識分子,文質彬彬,待人和藹。他的手指與眾不同,纖細而修長,引起我的注意。我想,會不會是搞音樂的?一問,果然沒錯。
我說:「我一看您的雙手,馬上就猜出來了。很抱歉,還不知道您的名字。」
「我叫冼星海。」
冼星海,中國現代音樂史上的巨人,他的名字現在家喻戶曉,但當時還鮮為人知,我就更不了解。向立三細問才知道,冼星海曾在巴黎學習西洋樂,回國後努力把西方音樂原理和中國民族旋律相結合,寫出了震撼世界的《黃河大合唱》等許多優秀作品。他是一個滿懷愛國主義激情的熱血青年,很早就參加了革命,1938年入黨,抗日戰爭時期到了延安,繼續從事音樂創作。1939年蘇聯導演卡爾門來華拍攝有關抗日戰爭的大型紀錄片,冼星海接受了為該片配樂的任務,隨同卡爾門前往蘇聯。他長期患有肺病(這是當時知識分子中的常見病),延安缺醫少藥,黨組織考慮到他的身體情況,希望他在蘇聯能治好病。
不料,冼星海在蘇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坎坷。他順利完成為抗戰影片創作音樂的任務後,便迫不及待地動身返回延安。但此時國內外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回國路線受阻,冼星海被迫滯留在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又和蘇方接待單位失去了聯繫。他人生地不熟,在蘇聯沒有合法身份,領不到糧票,又身無分文,只能在舊貨市場賣掉一些自帶的衣物維持生計,處境非常窘迫。戰爭接近尾聲時,他才經過一番周折來到莫斯科。
這裡他沒有一個熟人,俄語也講不大清楚,只聽說莫斯科有個外文出版社,那裡能找到中國同志。
冼星海一下火車,便直奔出版社中文部,碰到的第一個中國人就是立三。他們兩人原來素不相識,但立三了解到冼星海的處境後,當場答應幫忙,讓他到家來住下。我聽到冼星海的坎坷故事,也十分同情。冼星海離開延安時指定到共產國際機關接洽,但此時共產國際早已解散,不復存在,他該找誰呀?立三給他出了個主意,只有找紅十字會,重新辦手續。但我知道,這是需要時間的。不怕客人住的時間長,只怕住得不方便。我們家連一張多餘的床都沒有。
立三說:「沒有關係,讓客人睡我們的床吧,咱們倆將就一點兒,睡木板地也行。」
我們在地上鋪開一個薄薄的褥子,就這樣睡了一兩個月。
冼星海是很謙遜、懂禮的人,談吐文雅。他不懂俄語,但會講一口流利的法語,英語也很不錯,我和他用法語交談。他最喜歡和一歲多的小英娜玩耍,經常逗她笑,要不就在屋裡玩捉迷藏。看得出來,他是很愛孩子的,每當他把小英娜抱在懷裡,臉上就會流露出善良、溫柔的微笑,平時的愁容也變得開朗起來。
多年的苦難、無情的病魔無形中給他的心靈蒙上了一層濃重的陰影。他時常拿出一把帶在身邊的小提琴,站在窗邊演奏以排遣內心的鬱悶,拉的都是一些我不熟悉的東方樂曲,大概是他自己創作或即興發揮的吧。悠揚的旋律沁人心脾,充滿着憂愁和痛苦,也飽含着深切的愛,表達了一位流亡異鄉的赤子對祖國深沉的眷戀之情。
冼星海經過一系列的努力和申請終於取得蘇方的支持和關照,在「留克斯」招待所分配到一間房子。
可惜,這一切為時已晚。冼星海搬出我們家不久,便大病發作,被送進醫院。醫生們作出可怕的診斷:他已患上白血病。我和立三聞訊後,趕快去莫斯科郊外一個高級療養院探望。療養院是花園式的樓房,空氣清新,環境幽靜。冼星海住的是單人病房,舒適、整潔。我們分手不到一個月,他的身體狀況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消瘦了許多,形同槁木,顴骨凸出,但精神狀態反而變得平靜、樂觀了。醫生沒有告訴他患的是不治之症,他一點也不覺得壓抑,滿懷信心地對我們說:「現在的醫療條件這麼優越,我的病是肯定能治好的。」
我和立三只能強忍悲痛,婉轉地鼓勵他、安慰他。雖然醫生竭盡一切努力,但冼星海的病情已近晚期,急劇惡化,終於在1945年9月被病魔奪去了他年輕的生命。臨終,他躺在病榻上還在憧憬着未來,對前來看望的中國同志們說:「中國的民主革命勝利以後,一定要在祖國首都建立音樂學院,培養高級音樂人才。我想像中,音樂學院將是一座寬敞、漂亮的大樓,大理石的階梯,牆上有明亮的大鏡子,像一個名副其實的音樂殿堂。」……
冼星海從國內帶來的一些手稿以及他在蘇聯期間繼續創作留下的音樂遺產,全部留在了蘇聯,由一個後期伴隨着他的猶太女人佔有。這個人假借冼星海的名義為自己謀利,悄悄地拍賣他那寶貴的音樂手稿,供人抄襲剽竊。據說,蘇聯有不少作曲家,都不同程度地從冼星海的音樂遺產中得到了一些借鑒或啟發。
冼星海的骨灰盒一直安放在莫斯科,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經中方反覆交涉,蘇方才同意移交給中方,由冼星海的遺孀專程赴蘇帶回國內。冼星海終於回到他生前日夜眷念的祖國。
摘自《我的中國緣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