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以故事反諷政治現實\□劉陽
昨晚十一時半，莫言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接過諾貝爾文學獎，在發表感言時，他再一次強調自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希望從故事中體現人性。作為一名「體制內」的作家，莫言最難能可貴的是，能數十年不變忠於自己的信念，按自己的方法去體現對社會與人性的批判與關愛。雖然莫言曾不斷強調自己不懂政治，也不愛談政治，但事實上他的眾多著作是在圍繞政治說故事。上周五他在瑞典學院發表的《講故事的人》演講中提及的三個故事，實際上是隱晦地講述三個深邃的政治哲學問題，即包容之於政府、寬恕之於民眾、制度之於國家。
包容之於政府
莫言講的第一個故事，有關於包容「異見」。「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裡組織我們去參觀一個苦難展覽，我們在老師的引領下放聲大哭。為了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捨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地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我還看到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裡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着大眼看着我們，眼睛裡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後，我向老師報告了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了這位同學一個警告處分。多年之後，當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時，老師說，那天來找他說這件事的，有十幾個同學。這位同學十幾年前就已去世，每當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這則寓言其實不難理解，一個社會必然有不同聲音，儘管當權者出於善意，但切不能以權力或長官意志去強迫那些不同意見的人。故事中的「哭」，實際上是在指人的思想，強迫所有人去接受、面對、貫徹一種思想，不僅不可能，更會扭曲人的本性。
寬恕之於民眾
莫言講的第二個故事，相對較隱晦，也是爭議較多的一個。「三十多年前，我還在部隊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辦公室看書，有一位老長官推門進來，看了一眼我對面的位置，自言自語道：『噢，沒有人？』我隨即站了起來，高聲說『難道我不是人嗎？』那位老長官被我頂得面紅耳赤，尷尬而退。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許久，以為自己是個英勇的鬥士，但事過多年後，我卻為此深感內疚。」
如果前一個故事是在強調政府應當的扮演的正確角色的話，那麼，這則故則的對象應當是與政府相對應的人民群眾。在莫言的故事中，長官僅僅是無惡意的一問，便遭到極端的反應，而這種反應更有一種正義的名義。莫言為此而感到內疚，實是在指出，民眾應當有寬恕之心，如果對待任何事都抱以極端對立的態度，固然能逞一時之快，但未必有助於真正的溝通。當然，這種寬恕並非毫無原則的放縱，故事所講的，恰恰是「該爭取什麼」與「該寬恕什麼」。
莫言講的第三個故事所涉及的政治哲學思考最為沉重。「請允許我講最後一個故事。這是許多年前我爺爺講給我聽過的，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一個人幹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幹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願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颳出廟門，就說明誰幹了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於是大家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廟門外拋，七個人的草帽被颳回了廟內，只有一個人的草帽被捲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願出去，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故事結局我估計大家都猜到了─那個人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倒塌。」
制度之於國家
「廟」必然是在指國家社稷，而廟的倒塌與為何倒塌，體現的是全體國民應當如何選擇一種制度。有人說莫言是在藉故事反對民主制度，因為故事中的泥瓦匠是因為「投票」才喪命的。但恰恰相反，莫言只是提出一種問題，並沒有給出答案。前兩則故事中，莫言都「感到內疚」，唯獨是這個故事，沒有任何個人情感結果。他是在從政治制度、民眾選擇、國家利益、民主本質多個方向去提出問題，讓所有國人去思考，尋找一條最適合國人的道路。
莫言用三則故事，向所有關心國家利益、民主發展、民眾素質的國人提出令人值得深思的問題。當然，也包括對政府的善意提醒。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