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縈懷不計年/徐 東
圖：徐盈子岡夫婦攜子合影/（《���》資料室圖）
《大公報》資深記者、我的父親徐盈（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離開我們已經十六年了，他老人家若在世，今年該過百歲生日了。
記得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許多幹部被「撥亂反正」，恢復名譽，國家走上復興的道路。全國政協聯絡處的同志在每年父親生日時，會帶着禮品及大蛋糕來看望父親。那時，徐盈會與來看望他的《大公報》友人徐邁進、張西洛、高汾、陸慧年、呂德潤及夫人等人一起合影，其樂融融，全家沉浸在溫馨祥和氣氛中。
父親徐盈在一九三六年進入《大公報》上海版當練習生，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中的大部分時間他與母親子岡在重慶度過。一方面作為地下黨員，接受周恩來、董必武同志的直接領導，另一方面作為《大公報》的外勤記者及戰地記者（後為採訪部主任），寫出大量質量過硬的文章在國統區發表。
當時，周恩來通過徐冰同志（後為中央統戰部部長），要求他和子岡「留下來，不去延安」，在重慶「作後方的統戰工作，作文化界、實業界的統戰工作。」周恩來還指示他在重慶「協助《新華日報》的外勤記者打開局面，在各條戰線的採訪工作中開闢道路。」
徐盈按照上級指示，一直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與各方周旋，努力完成上級給予的任務。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和子岡的「工作特點是活躍在時局的中心，消息的總匯，政治的複雜焦點」上。抗戰初期，他在重慶《大公報》上寫各種時政報道，從抗戰中期開始，他的報道重點開始轉移到經濟領域中。從一九三五年就開始寫的「問題報道、旅行通訊」到關注我國農村現狀調查，進而開始逐步深入分析研究我國的經濟。在《大公報》上他長期發表的經濟報道，對國民黨時期的市場、物價、貪污腐化到糧食價格、房地產，從大沽碱廠到天津的「瑞蚨祥」，無不面面俱到。徐盈手中的這支筆逐步成為民主鬥爭的武器和展現社會現實的窗口。他的經濟文章既有對日偽時期國民黨腐敗的揭露，也有對民族工業發展的讚譽和肯定，還有對我國民族實業家的宣傳，對民族工業現狀的思考等。
因為上級的指示及工作的投入，徐盈逐漸與當時我國優秀的民族企業家、實業界巨子范旭東、李燭塵、侯德榜和吳蘊初及孫越崎等人成為摯友。
徐盈的經濟名著《中國實業人物志》註是對幾十位民族實業家及他們從事的民族工業的宣傳及分析，現在仍有人要求再版此書。
《北方工業》註是通過細心搜集由日方接收過來的工業資料匯集而成，是對當時社會工業情況的冷靜分析及對日本侵略野心的一個大揭發大暴露，也是對戰時經濟的深刻思考。
一九三七年十月，徐盈按照《大公報》的安排，與一批青年記者奔赴各戰區採訪。他受命渡過黃河奔赴西北戰場，途中遇到的南下的火車上滿是達官貴人的箱子，而北上的青年卻在唱着救亡歌曲徒步前進。這更堅定了他抗戰的決心。
在山西，徐盈踏上五台山和其他青年記者一道訪問了八路軍戰地總司令部。經彭雪楓將軍安排，徐盈還在一片大白楊林的小樓中與敬愛的朱總司令做徹夜之談。朱總司令「樸實如農夫，慈和若老嫗，嚴肅似鋼鐵」，給徐盈講了許多敵後游擊戰爭的戰略思想及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的見解，使徐盈受益匪淺。他的名篇《朱德將軍在前線》、《踏上五台山》、《戰地總動員》等在當時都反響很大。這些報道後來匯集成《西線風雲》註；著名通訊「在西戰場」也由《大公報》上海版一九三七年登出。
這之後徐盈取道西安，西去蘭州，沿甘新公路一直走到猩猩峽，考察了當時被稱為「中國復興根據地」的大西北各省戰時的政治、經濟狀況及民族宗教的問題，寫成《抗戰中的西北》註及多篇報道，其中，《西蘭風霜》、《最近的蘭州》、《死亡線上的喘息》、《回教徒在甘肅》等篇引人深思，周恩來同志曾專門誇獎他對西北的民族宗教問題的研究有價值。
抗戰中，徐盈不斷為大教育家葉聖陶主辦的「中學生雜誌」寫文章，在葉先生的支持下，他跑過中國十餘個省，記下各省市的風土人情及抗戰情況，這些重要報道大多登在「中學生」的「戰時半月刊」上。後來葉先生將徐盈的各篇報道匯集成冊，定名為《抗戰中的中國》註，此書於一九四三年出版。今天看來，這是十分珍貴的歷史資料。
《烽火十城》註也是徐盈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解放戰爭時期（一九四六年），父親隨中共代表周恩來、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及美國特使馬歇爾組成的軍調處執行部乘坐軍用飛機飛越九省，行程一萬六千里視察各地的停戰情況，寫出「從張家口說起」、「延安的春天」、「彭城走馬記」、「北平軍調處執行部」等十篇通訊。此書讓全國及世界公眾了解了共產黨的政績，主張和平建國的誠意。他還用簡潔的手法，描寫了聶榮臻、賀龍、蕭克、成仿吾等一大批中共領導者的風采。
當時，北平（北京）、天津解放後，徐盈和宦鄉、楊剛、孟秋江等同志受上級指示到天津接管了天津《大公報》，他一邊在《進步日報》（由天津《大公報》更名）作臨時管理委員會主任，一邊任國務院宗教局領導。當時他常去天津市委了解宗教改革的情況。天津較早開展了天主教、基督教、三自運動（自立、自傳、自養），在他的指導下，青年記者寫的天津方面宗教報道受到中央及上級的重視。
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徐盈老驥伏櫪，又給香港《大公報》撰寫了許多文章。香港《大公報》多在「特約、專稿」欄中登出。他寫地質學家李四光、尹贊勳、裴文中、黃汲清；寫文學巨匠沈從文、葉聖陶；寫馬敘倫、蔡元培；也寫艾思奇、陳岱孫……八十年代他和多位作家、學者，使《大公報》的副刊園地增添生氣和光彩。
八十年代香港《大公報》費彝民社長來京開會，徐盈與社長、大公報友人頻頻舉杯，歡聚一堂。母親子岡癱瘓時，費社長還親自批准捐贈了輪椅。
父親是一位思想睿智、知識豐富的人，也是才華橫溢的多產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他熱愛生育他的祖國，山山水水、沙漠河流常在他筆下流淌，民生疾苦、國家的危難也總在他筆下顯現。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生命中的另一面：一個低調、平常、內心極其平靜而又樂於助人的人，一個將名利、個人得失看得像鴻毛一樣輕的人。
「心底無私天地寬」，在「運動」頻多的日子裡，他不叫苦，不喊冤，繼續默默工作。有什麼工作就作什麼工作。無止的勞動，地位的驟降，未使他沉淪。
他善於給予，不會索取。他常常熱情地幫助困難中的人找工作，以至於多少年後這些人會找到我家來，說「想看看徐盈」，「當年要不是他，我就……」二○○二年，業已白髮蒼蒼的一位老人來到我家，和我這個晚輩照了相，向我們後人敘述着父親幫他找工作的經過。在暮年還要回憶當時困苦的往事。
父親文章好，人緣也好。《大公報》同仁們都稱他為「徐老大」。當年天津《大公報》的一位老記者回憶說「徐盈在一九四九年已經是臨管會領導，可是來了新同志，他還親自給他們倒洗腳水。」
他對朋友熱情的像火一樣，對社會和國家的事極其重視。他會與王冶秋先生策劃怎樣按照許廣平女士的囑託保護魯迅故居，以至其中的遺物不丟失；他會在社會上輾轉奔跑，幫助製碱專家侯德榜先生在公司合營的儀式上簽字……對自己，卻不知道參加革命時間，苦難之時也鬧不清自己降了多少級別及工資……
他的智慧和精力，給了自己深愛的新聞事業和祖國；他的愛，給了社會，給了善良的人們，給了夫人子岡，也給了我們晚輩……
八十年代在美國定居的《大公報》出色戰地記者朱啟平伯伯（名著《落日》作者）來京時專程到我家，並立即帶我去給他買下全套新被褥，說「一定要讓徐老大舒舒服服地養病。」
在父親的老屋中，摯友書畫家王禹時先生的一幅字「神情既往，笑傲人生」被長久的裱在牆上。
香港著名作家曾敏之先生賦詩這樣評價他：
「蟄居陋巷有高賢，家國縈懷不計年。
斷簡殘篇珍重意，拳拳都寄董狐箋。」
他還說「徐老大的生命之火，曾於中國漫漫長夜中閃爍。」
是的，在生命的長河中，父親浪險時堅毅沉着，風平時真情洋溢。他的這條船，無私、艱難而勇敢地向前行駛着，行駛着……
今年的雪花滿天飛舞的季節又來到了，親愛的父親，在紀念您百歲生日的時候，這潔白的雪花也在為您祝福，願您在天那邊寧靜安康！
二○一二年十一月
附註：
《中國實業人物志》，中華書局一九四八年二月第一版
《北方工業》，（通訊報道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北平中文出版社
《西線風雲》，《掃蕩報》工務課一九三八年
《抗戰中的西北》，漢口生活書店 一九三八年三月
《抗戰中的中國》，中學生雜誌社（重慶）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烽火十城》，北平文萃社 一九四六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