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季鸞先生的身後事/李賦英
圖：報界宗師張季鸞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由西安市榆林商會、榆林市政協和榆陽區人民政府聯合發起，香港鳳凰衛視和陝西金石人文文化傳播公司聯手拍攝的大型人物紀錄片《報界宗師張季鸞》首播式在西安會展國際酒店隆重舉辦，我作為張季鸞的家屬有幸參加了這一隆重的儀式。近日，西安榆林商會會刊《西安榆商》的主編王長安來約稿，讓我寫一寫張季鸞先生的家人。盛情難違，據我所知，記述如下。
一九○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我的外祖父張翹軒在山東濟南知縣任上去世，外祖母是山東當地人，娘家主張這孤兒寡母就留在山東，而我的外祖母，這位傳統的中國婦女，堅持要扶柩歸鄉。年初，天寒地凍，外祖母帶着三個年幼的兒女，千里迢迢，千辛萬苦的回到家鄉陝西榆林，將外祖父安葬於祖墳。回來後又歿一女，膝下只剩下我舅父張季鸞、我母親張季珍兄妹兩個孩子。
由於外祖父離家年久，家產已被人佔用，成了訟案，在榆林又沒有依靠，外祖母只好自己出頭露面打官司，才要回了部分房產。但是，在極端貧困中，外祖母始終沒有放棄對兒子的教育，於是，成就了我國民國史上的一位偉人──報界宗師張季鸞。
我母親張季珍也粗通文墨，十九歲時嫁給蒲城李家。保存在榆林的「三絕碑」中記載外祖父之女：「長適方，次殤，次適李。」「適李」者，就是我的母親。
張季鸞始終懷着報恩思想：「報國恩，報親恩，報一切恩」，這就注定了他的一生就是為國事忙碌。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他廢寢忘食、嘔心瀝血，為救亡圖存奔走呼號。這在于右任的詩中得到生動的體現：「榆林張季子，五十更風流。處處忙人事，時時念國仇。新聲翻法曲，大筆衛神州。君莫論民立，同人盡白頭。」詩裡的「五十更風流」，一是指張季鸞五十歲得了獨生兒子張士基，二是指一九四一年大公報榮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評選的「最佳新聞事業服務」榮譽獎章，這的確是張季鸞一生中至為輝煌的時刻；然而此時，勞累所致的肺結核病也在他日以繼夜的救亡工作中逐漸加重，不幸於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在重慶逝世，享年僅五十四歲，終未看到他日夜渴盼的、為之奮鬥的抗戰勝利的那一天。
張季鸞一貫認為：「大家保住了，才有小家的安寧」。所以「處處忙人事，時時念國仇」，真真正正的兩袖清風，一塵不染。我的舅母陳孝俠曾戲謔說：「張家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據當時大公報的同仁回憶，張季鸞去世時，衣服口袋裡只有零鈔十元法幣，見此狀者無不感動涕零。張季鸞的遺囑最後幾句寫道：「至關於余子之教養，及家人之生計，相信余之契友必能為余謀之，余殊無所縈懷，不贅言。」
如張季鸞之有身份有地位者，一生能置產而不置產，能有錢而不要錢，身後留下深愛的四歲幼子和年輕的愛妻，卻無財產可繼承，這般的後事安排，古今中外實屬罕見！
大公報的同仁和各界人士在感動之下當即紛紛解囊，湊款約合五萬美元，以其子張士基的名字存放在香港滙豐銀行，在當時，這是一筆不菲的款項，舅母陳孝俠打算攜幼子到香港定居。當時，誰也不會料到，這筆錢以後會給表哥帶來怎樣的不幸！
解放前幾年，舅母帶着幼子來到上海，準備赴港。當時陳孝俠與上海地下黨有些接觸，對時局有了新的認識，決定在上海等候解放，不走了。很快，上海解放了，在當時的形勢下，再要去香港就很費周折，母子二人遲遲不能赴港。以後周恩來總理給上海市委有個指示：「了解一下，如果香港的確有張士基的錢，就給他母子二人放行。」但是，當時上海市委的柯慶施卻並未照辦，該人對張季鸞一無所知，遂指示下屬到街道居委會去了解一下張士基是個什麼人？
當時的張士基不過是個中學生而已，聰明好學，很有其父青少年時期的氣質。曾聽前輩說，一九四二年，在西安韋曲張的葬禮上，蔣介石見到這個俊秀的小男孩，十分喜愛，便說：「帶回去，好好培養。」可是舅母捨不得，沒有同意。士基表哥從此與另一種命運擦肩而過。
張季鸞舅父先後娶過兩個夫人，都不曾生育，曾領養了一個男孩子，取名「豐弟」，卻不成器，屢教不改，後來張季鸞在大公報上刊登聲明，與之脫離了父子關係。我母親深恐張家無後，就把自己的二兒賦鎬過繼給張家，我爺知道後大發雷霆，娃都抱去了，無奈又抱回來。這之後，母親就把父親任校長的女子師範學校的一位學生，西安女子陳孝俠介紹給舅父，婚後得一子，皆大歡喜，小名「鎬弟」，即張士基。
舅母陳孝俠生性活潑，愛熱鬧，與上海文藝界交往甚密，電影明星王丹鳳是她的乾女兒，由此可知她的性格了。上海人喜歡夜生活，舅母家晚上常是賓客盈門，吹拉彈唱，歡聲笑語，這本是個平常事，而居委會的老太太們卻向市委彙報：「張士基作風不好。」這真是天大的冤枉！張士基和這個熱鬧一點關係也沒有呀！一句不負責任的話，毀了一個人的一生！母子二人不但不准赴港，而且張士基高考時，儘管成績優秀，而因此通不過「政審」。
上不了大學，表哥只好當了工人。
所幸張士基經歷了各種政治運動的風風雨雨，直到「文革」浩劫結束後的一九八四年，他的「香港夢」才得以成行。然而，在香港等待他的又是什麼呢？
當年各界同仁慷慨解囊，以「張士基」名字存在香港滙豐銀行的五萬美元，四十多年利滾利，已成一筆巨款。由於長期無人過問，便成了一些無良之徒覬覦的「獵物」，被人鑽了空子。有男性者，說他就是「張士基」；有女性者，說她是張季鸞的「外室之女」，有權繼承。等這筆錢真正的主人姍姍來遲時，已經被一些不相干者冒領一空。
在香港，張士基不僅貧困潦倒，而且氣憤填膺，他不能靜下心來求職謀生，深陷在毫無希望的訴訟之中，到處請人證明他就是張士基。他問我：「表妹，你說我是真的張士基吧？」「表妹，你聽姑媽（我母親）說過我爸爸有外室嗎？」是真的又如何？是沒有又如何？這筆錢在漫長的歲月中早就被歹人冒領了，警察沒有線索，不給立案，銀行也沒辦法追回。
一九九四年，我因公到馬來西亞，回國時，路過香港去看表哥，此時他和大女兒張哲子租住在一套狹窄的房子裡，正在與合租的人吵架。哲子這年三十八歲了，還沒有結婚，我問為什麼？她說，按香港當地的風俗，結了婚就不能管娘家，爸爸太可憐了，我不能不管他，所以沒有結婚。
天！她能永遠不結婚嗎？表哥可怎麼辦？
張士基有三個兒女，哲子後來還是在香港嫁人了；二女兒哲文，讀書最好，在德國留學；小兒子哲明，由於家境拮据，沒機會深造，在上海開個小飯館，生計也很艱難。
我母親和季鸞舅父一乳同胞，兄妹親情很深。我的父親李約祉、叔父李儀祉曾與季鸞舅父是三原宏道學堂的同窗好友。我父親三十一歲喪偶，時任陝西省教育局督學，到陝北出差時，張季鸞做媒，把他十九歲的妹妹介紹給我的父親。父親到榆林後即赴張家，向我外祖母行禮求婚，公務完畢，就把我母親帶回家了。父母成婚後感情甚篤，相親相愛，一輩子沒有紅過臉、高過聲。母親生有二男四女六個兒女，我最小。大哥賦豐，二哥賦鎬。季鸞舅舅給自己孩子取的小名「豐弟」、「鎬弟」，就是因為這樣一層關係。
一九四一年，張季鸞在重慶去世，應陝人要求，一九四二年遷靈於陝西西安市長安縣。當時的國民政府舉行了隆重的國葬，國共兩方對張季鸞都有很高的評價和讚譽，蔣介石夫婦親臨弔唁。在葬禮上，以家屬名義給來賓磕頭謝孝的兩個孩子，是我十五歲的賦蕙姐和十三歲的賦鎬哥。「文革」中就以此事說賦蕙是「蔣介石的乾女兒」，賦蕙姐被迫自殺，年僅四十二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