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低估的《海上繁華夢》/段懷清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論及《海上花列傳》及晚清「譴責小說」，但沒有提到《海上繁華夢》。這不奇怪，因為《中國小說史略》是一部「略史」，不是中國小說大全。而就其論述《海上花列傳》的篇幅並評價而言，魯迅對於晚清上海這樣的都市中畸形湧現的數量不菲的「狹邪小說」，並沒有一種先入為主的偏見立場，不過他只是沒有提到《海上繁華夢》。
與魯迅比起來，胡適對《海上繁華夢》卻是視若不見或置若罔聞。他的《〈海上花列傳〉序》，記載曾與《海上繁華夢》作者孫玉聲（家振）有過會面，不過他們所討論的，卻是《海上花列傳》的作者韓子雲。關於《海上花列傳》與《海上繁華夢》之間的關係，孫玉聲的《退醒廬筆記》中有一段文字涉及，其中有曰：逮至兩書相繼出版，韓書已易名曰《海上花列傳》，而吳語則悉仍其舊，致客省人幾難卒讀，遂令絕好筆墨竟不獲風行於時。而《繁華夢》則年必再版，所銷已不知幾十萬冊。
換言之，胡適的晚清小說考證討論，也沒有涉及到孫玉聲和他的《海上繁華夢》。但在蔣瑞藻的《小說考證》（續編）中，則有《海上繁華夢》一條，文字不長，摘錄如下：
專寫妓院情形之書，以《海上花》為第一發見，繼此而作者，為《海上繁華夢》。著者上海孫玉聲君家振。君家素豐，少時獵艷尋芳，大有杜牧揚州之概。當筵買笑，揮霍甚豪。故曲院名花無不歡迎恐後。孫君又自創《笑林》報館，青樓中人，苟色藝有一節之可取，必極意揄揚之。出墨池而登雪嶺，琵琶門巷，多有因此而驟獲芳譽者。自是閱歷歡場數十年，纏頭之資，不下數萬。家雖由是而中落，而此中狐媚伎倆，則已勘破，跳出情關，早登覺岸。書中謝幼安，蓋即孫君自況，桂天香為君所娶之姬人也。美人名士，儕輩皆艷稱之。無奈圓月不常，好花易謝。娶不逾年，姬即香消玉殞。孫君悼亡之後，著為此書。其用意在警醒痴迷，與《海上花》相同。《海上花》以蘊蓄勝，《繁華夢》以明快勝，殆異曲同工也。書中於局騙賭術諸事，尤發揮無遺。少年讀之，或可有所儆悟，此則孫君之用意，與導邪誨淫諸書，固不可同日而語也。
上文是史家較早將韓子雲與孫玉聲、《海上花》與《海上繁華夢》相提並論者，並認為這兩部以滬上青樓妓家為題材的小說在藝術風格上各有所長，並不像《中國小說史略》或《〈海上花列傳〉序》，只見其一，未見其二。
不過，蔣瑞藻的論述中，似亦有尚可商榷者，其一是說晚清滬上專寫「妓院情形之書，以《海上花》為第一發見」，「繼此而作者，為《海上繁華夢》」。而據孫玉聲《退醒廬筆記》中「海上花列傳」一條所述，兩書似同時開筆，並無所謂先後之說。「辛卯（一八九一）秋應試北闈，余識之大蔣家胡同松江會館，一見有若舊識。場後南旋，同乘招商局海定輪，長途無俚，出其著而未竣之小說稿相示，顏曰《花國春秋》，回目已得二十有四，書則僅成其半。時余正撰《海上繁華夢》初集，已成二十一回，舟中乃易稿互讀，喜此二書異途同歸，相顧欣賞不置。」如果這段文字所述不差，則蔣瑞藻上文中所謂一者領先風氣、一者追隨模仿之說，斷不存在。
不僅如此。從蔣瑞藻上文論述可以推斷，他對《海上繁華夢》的意見，基本上是以該書前六十回、至多去前一百回為基礎的。而《海上繁華夢》全書二百回，凡數百萬言，以清末民初滬上青樓妓院為中心，對這一時期（自戊戌變法到袁世凱稱帝及二次革命等）上海社會歷史予以全景式描寫，其對現實社會之寫實功力，足以與巴爾扎克相媲美。而對人性善惡美醜、社會是非、人情真假等的描摹刻畫，不僅足以警醒世人，亦顯示出相當高的文學藝術價值。此中文學風格，在五四新文學初期被忽略，但自茅盾《子夜》之後，此中風格顯然再次為新文學作者所注意，並在後來的文學實踐中——譬如李頡人的《死水微瀾》——得以呼應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