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滄海難為水──電影《魯迅傳》流產紀略\葉周
說到自己常常被人罵的事，魯迅說：「被罵，我是不怕的；只要罵得有道理，我一定心服。然而，總以罵得無道理的居多，譬如現在常常有人罵我是『諷刺家』，其實我說的並不是什麼『諷刺』，倒都是老老實實的真話。平常應酬場中，問到別人的姓名籍貫，總是『貴姓大名』，『府上哪裡』；你說了姓名，別人不管有沒有聽見過，總是『久仰久仰』，你的出生地不管是怎樣冷僻的鄉村角落，人家總是『大地方大地方』，大家都認為老實話，其實這明明是：『諷刺』。真的『諷刺』，不稱『諷刺』，於是老實話反變成『諷刺』了！」魯迅毫無倦意地滔滔說着，每一段話都像一篇經過深思的文章，但在他說來，卻又是毫不費思索的。
可是以群沒有心思去聽魯迅的妙言，他把自己面臨的困境坦率地告訴了魯迅。魯迅立刻說：「我這裡只有十塊錢，你先拿去用一下，我現在也剛剛弄得沒有錢，遲兩天，可以再想些辦法。」
「十塊錢已經很夠了，」其實以群最多也只希望借到十塊錢，可是一聽魯迅自己的窘迫狀況，以群又遲疑了，「先生，您自己呢？」
「我不要緊，我不要緊。」魯迅堅決地說。
以群拿了錢就要走，魯迅又叫住他，「送本書給你，很可以看看。」他說着，一面解開一個包袱，拿出一本用日本式的黃色硬紙套裝幀的書，書脊上印着三個紅字──《引玉集》。
以群接過書，打開翻了一翻就想走。魯迅又急忙把書拿過去，整整齊齊地包好，套上橡皮筋才重新交給以群。
一九六○年籌拍《魯迅傳》，周恩來總理接見創作組長葉以群時，總理問葉以群：關於創造社、太陽社同魯迅的筆戰問題，你們準備如何處理？以群說：想避開矛盾不寫。總理說：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不能迴避。……在黨的「六大」以前，創造社、太陽社的年輕黨員受左的思想影響，與魯迅打筆戰。黨中央發現以後，及時解決，最後壞事變成好事，促進了上海革命文藝界的大團結。……最早發現這個問題，向黨中央報告的，是惲代英；具體處理這一事件的，是李立三。他們的功不可沒。潘漢年在這個問題上也起了很好的作用。這個問題在影片中可以接觸一點。這不要緊，總結自己的正面和反面的經驗。當然，寫得太多是不好的……
在周總理於一九六○年四月三日解答《魯迅傳》創作組的疑難問題並就影片的基調作出詳細指示之後，四月八日，《魯迅傳》顧問團團長夏衍召集創作組開會，討論劇本的提綱。夏衍在講話中強調指出：「整個戲最主要的兩點：第一，必須以毛主席對魯迅的評語為綱，以中國革命為背景，寫出中國革命知識分子所走過的道路和思想上經歷的變化……第二，是黨的領導，特別是黨對文藝運動領導的一條線……魯迅的進步實際上是靠攏黨，思想上起了變化的結果。魯迅和黨的關係早在廣州就開始，不是直到左聯才開始的，更早的還有李大釗，這條線應該寫出來。」
夏衍強調的毛澤東關於魯迅的評價發表於一九四○年一月，當時他在延安新創刊的《中國文化》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對魯迅給予高度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可是，在獲得了政權之後的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就有了微妙的變化。曾經在一九三三年蘇區拜會過毛澤東的著名翻譯家羅稷南，一九五七年在上海的一次座談會上因覺得自己歷史上與毛澤東相識，便斗膽提出了一個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
著名電影藝術家黃宗英是那場歷史對話的現場見證人，她回憶道：「我看見主席興致勃勃地問羅稷南：『你現在怎麼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着，他會怎麼樣？』我的心猛一激靈，啊，若閃電馳過，我感覺空氣彷彿頓時凝固了。這問題，文藝人二三知己談心時早就嘀咕過，『反胡風』時就嘀咕過；可又有哪個人公開提出？還當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節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曉得將會發生什麼，我尖起耳朵傾聽：『魯迅麼──』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呀，不發脾氣的脾氣，真彷彿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見羅稷南和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他倆倒坦然理解了，我卻嚇得肚裡娃娃兒險些蹦出來……」（四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