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目標的回歸與校正/□秦曉鷹
春季以來，中國改革呼聲雀起。相信隨着中共「十八大」臨近，這種呼聲還會繼續升溫。不過，筆者要實事求是地說，與三十多年前中國改革初始時期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相比，對本次即將到來的改革，社會輿情和公眾的反映卻十分不同。
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一定還有印象：中國公眾中的絕大多數對1978年以後和1992年之後的兩次改革高潮，都是持擁護態度的。為何？因為那是兩個解凍後的春潮不斷湧動的時期，是人們在物質生活相對匱乏但追求富足的晨光已初顯的時期，是解除了各種精神禁錮與羈絆走出彷徨的時期，是中國改革開放初見成效、社會矛盾尚不突出、改革之路相對平坦的時期，也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執政群體在治國理政把握內政外交的能力最為成熟老練的時期……所有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就使那兩次的改革高潮到來時，人們的渴望與慾望得到了正常宣泄，社會各階層各群體的利益基本趨於一致，從而使全社會有了較強的承受能力。有這樣的社會基礎，公眾對改革的支持率自然會達到一個相當高的水平。
公眾對改革態度轉變
然而到了今天，公眾對改革的真實態度卻與上述兩個時期迥然不同。如果我們能夠正視現實，就應該看到，今天改革的聲譽已受到了損害。有相當數量的公眾往往會聞改革之議，而起狐疑之心。這說明在他們眼裡中國改革的含義正悄然發生了變化。各地城鄉不斷發生的大大小小的群體抗爭和社會對峙事件，「仇富仇官」心理與「追富求官」心態的矛盾與並存，都說明多數國民對現有的財富和權利的格局並不認同。改革的成就、國家實力的增強，與百姓的切身感受形成了相當大的反差。
那麼，公眾對改革的失望與冷漠又是從哪裡來的呢？換句話說就是人們的改革銳氣和熱情，又是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問題上被無情地閹割和遇冷的呢？
筆者淺見，如下四個方面甚為重要：一是由於分配不公，造成收入差距過大，使很多人較少或沒有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心理嚴重失衡；二是中國社會管理功能在國家迅速走向城鎮化的進程中極不適應，顯得相形見絀、水平低下，致使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呈現出混亂無序狀態。這種紊亂狀態使公眾的實際利益不斷遭到侵擾；三是權錢交易嚴重，貪腐現象愈演愈烈，以致上行下效，民敗與官腐並存，多數人的生存成本大大增加，甚至感到入不敷出；四是拜金主義盛行，舊日良好的倫理道德風尚受到極大衝擊，新的市場信用體系鬆弛，商品生產與交換中的誠信約束所剩無幾。這就是目前為中國公眾和輿論界詬病最多的四個方面。
那麼，導致前述四大問題出現的背後深層次原因又是什麼呢？筆者以為，就改革而言，主要是其在方向和路徑上出現了一定的迷失，至少是目標上發生了模糊和游移。而要克服這種迷失、模糊和游移，重新得到最廣大人民群眾對改革事業的理解和支持，就必須調整改革的「準星」，要真正用最廣大公眾的普遍意願作為標準來認真校正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才有可能尋找到破解上述各類社會經濟問題的辦法，也才有可能產生真正可以統領各項具體改革舉措，理清中國未來發展目標和思路的所謂的「頂層設計」。在這裡，筆者想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朱德針對當時中共黨內和紅軍內部只顧「擴紅（即擴大紅軍）」卻無視群眾生活，把所謂的「革命利益」置於群眾切身利益之上的錯誤思想，提出了嚴肅批評。他說：「諸位同志哥恐怕忘記了這樣一個道理：革命究竟是為啥子嘛。我們是為了群眾而幹革命，不是為了革命而去找群眾。革命和老百姓，這個次序可不敢顛倒喲！」我以為，當年的朱軍長後來的朱元帥這段極樸實的話中所包含的道理，對於今天中國改革的頂層設計，也完全適用。中國的改革家和他們的智庫與智囊人物都應該懂得：三十多年前，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健康力量之所以力推改革，是為了天下蒼生為了一個民族擺脫貧困走向復興，而不是為了求得一黨一派一人的萬古留名。改革絕不是為了讓少數人成為吸金機器，而使多數人嗷嗷待哺。
須重新贏得公眾信任
可見，為什麼人「服務」是一個根本問題，也是一切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根本出發點。鄧公早已多次指明、多次宣示：人民滿意不滿意、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贊成不贊成，是檢驗我們一切工作的標準。因為只有人民的實踐才是社會主體的實踐，人民的檢驗與評判其實就是生產力的檢驗與評判。為人民服務，說到底也就是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服務。如果說，中國改革需要「頂層設計」，那麼，弄清為什麼人服務大概就是這「頂層」中的最高一層。
因此，筆者以為認真總結經驗與教訓，校正改革的方向，是重新喚起公眾熱情，贏得公眾信任，實現中國未來一系列改革的第一步。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