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與北大國史編纂處\段懷清
周作人《紅樓內外》（署名王壽遐，刊《子曰》叢刊第四輯）中有這樣一句話：我於民六出（去）了北大，那正是文學革命與新文化運動的前夜，我出了課堂，卻又進了辦公室，當一名小小的職員，與學生教員一直保持着接觸。
這裡所謂「出了課堂，卻又進了辦公室，當一名小小的職員」，指的應該是他從紹興到北大後，被安排在北大國史編纂處擔任編纂一事。有關周作人來北大之後的工作安排，可謂一波三折，其中無論是北大校長蔡元培，還是從中奔走此事的魯迅，無不是在盡心盡力成全此事，而作為最重要的當事人的周作人，看上去倒像是在聽憑「中間人」安排的樣子。查《周作人年譜》（張菊香等編），一九一七年三月，經魯迅向蔡元培推薦，北大聘請周作人為教授。不過，蔡元培擬聘周作人教授語言學和美學，魯迅在將此教授內容告訴周作人之後，周作人回覆「此二學，均非所能，略無心得，實不足教人。若勉強敷說，反有辱殷殷之意。」
顯然與此有關，在周作人到達北京面見蔡元培之後，鑒於之前所擬擔任課程不能就，又正值學期中間，所以蔡元培提出讓周作人擔任預科國文。這顯然同樣不如後者心意。「這使我聽了大為喪氣，並不是因為教不到本科的功課，實在覺得國文非我能力所及，但說的人非常誠懇，也不好一口拒絕，只能含混的回答，考慮後再說。」
這裡所謂「考慮後再說」，無疑就是有禮貌的回絕。其結果，就是幾天後的「辭教國文事，並告擬南歸」。翌日，又得蔡元培信，告邀暫至北大附設的國史編纂處任編纂，月薪一百二十元。別一日，在與魯迅相商後，周作人往北大訪蔡元培，「言定在國史編纂處工作，從十六日開始，每日工作四小時，午前、午後各二小時」。周作人在國史編纂處具體的工作，據介紹，「當時編纂處聘請幾位歷史學家外，另設置編纂委員會管理外文，沈兼士主管日本文；周作人負責收集英文資料。辦公處所即在圖書館堆放英文雜誌的屋裡。」九月，周作人得北大聘書，「敬聘周作人先生為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處編輯員。」
另查《北京大學日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刊錄──即周作人已經被聘請為文科教授兼任國史編纂處編纂員之後──《北京大學附設國史編纂處章程》十五條，可知當時蔡元培暫聘周作人在此處「屈就」，是依照章程第八條，即本校編纂員不足時，「得由處長延聘……校外專門學者分任之為特別編輯員。」另第十三條亦規定，「本校教員兼任本處纂輯員者，其俸給之總額不得超過本校專任教員俸給之最高限。」九月周作人受聘文科教授並兼任編纂員，其月薪為二百四十元，這是當時北大初級教授的俸給數額。蔡元培當時以北大校長身份，兼任國史編纂處處長，這也是編纂處章程第六條所規定的。為了延納周作人進北大，作為校長的蔡元培實可說是盡心盡力了。胡適在一九四七年擔任北大校長後一次在南京的北大校友會上，聲淚俱下地說「北大成全了我」。如此說來，北大也成全了周作人。當然，對於胡適、周作人與北大之關係來說，這種成全是雙向的，套用當下時髦的一個詞，也是雙贏的。
另，《北京大學日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上，又刊載了《國史編纂處徵集股條例》，凡七條。其中最後一條對「本股辦公時間」，做了專門規定，即「每日共七小時」。所以幾個月前周作人受聘為編纂員時每日工作四小時，或為蔡元培對其特別對待，也或當時徵集股股員的工作時間尚未嚴格規定亦未可知。無論如何，在周作人來北大工作之事情上，無論是魯迅還是蔡元培，都是盡心盡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