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封信看周作人私德/魯 人
做文人，周作人真做到了很高的境界。他思想之深刻，文字之老道，在中國現代文壇絕對是鳳毛麟角。然而，周作人的精神層面和現實狀態卻常常是隔離的，可謂天壤之別，中間常沒有銜接的過渡。他精神的高度和寬度，令人仰慕，現實中的行為有時卻讓人實在無法恭維。讀其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回覆香港友人鮑耀明的一封信，即可窺其私德一斑。
鮑耀明讀過許廣平的文章後，在給周作人的信中說：「近讀某女士著《魯迅回憶錄》，語氣近乎潑婦罵街，婦人之見，殊不值一哂也。」周作人於是覆信道──
耀明先生：
日前匆匆寄信，關於某女士回憶錄之事忘記答覆，茲特補述之。她係女師大學生，一直以師弟名義通信，不曾有過意見，其所以對我有不滿者殆因遷怒之故。內人因同情於前夫人（朱安），對於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詞，出自舊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屬難怪，但傳聞到了對方，則為大侮辱矣，其生氣也可以說是難怪也。來書說為婦人之見，可以說是能洞見此中癥結者也。內人之女弟為我之弟婦，亦見遺棄（以係帝國主義分子之故），現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議故亦為其父所不承認，此係家庭私事，因便中一併說及耳。匆匆不盡，即請
近安
作人 頓首 十一月二十八日
此係啟事便章，其中有作人二字，雖屬顛倒，通事者啟事之謂，周字《說文》訓從用口二字合成，義取周密，即慎言之意，故以「啞」表之。
再啟，此種議論無辯解之價值，故一向不加注意，將來在《談往》中亦將略去不提，拚出自己挨罵，不願與魑魅爭光，樂得省些筆墨，且此等家庭內幕發表出來，為辯解之資料，亦似乎有傷大雅也。
啞人又白 廿八日
此信可見周作人文字的功力實在老道，娓娓的，平和的，讓人覺得可信。實則不但推卸責任，避重就輕，還故意歪曲事實，既無度量也無氣量。既認為鮑耀明「能洞見此中癥結」，你又何必與她一般見識；既要「拚出自己挨罵，不願與魑魅爭光。」又何必出以上之言，而且，連別人未必知道的弟弟的事也抖擻出來。其實，周作人很清楚，許廣平對他並非「不曾有過意見」，憤怒的原因也並非僅僅緣自他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對許廣平「常有不敬之詞」。他附逆為漢奸，不說國家大義，對魯迅的名譽也實在是一種污辱，憑此許廣平就會對他充滿輕蔑。何況家庭內部也存在了許多矛盾，抗戰爆發時，面對文化界紛紛希望他南下的勸說，他口口聲聲是家有老母寡嫂需要照顧，只好苦住北京。結果是老母寡嫂的生活費用，仍由在上海獨自帶着周海嬰的許廣平負擔。為此，不但使許廣平生活更加艱難，還造成過婆媳間不愉快的誤會。直至抗戰爆發後，南北禁郵，周作人才不得已擔起支付母親生活費的責任。然而，他絕口不提，八道灣周宅的房產是三個兄弟各佔一份的，而魯母「生養死葬之費亦在其中」。如此，魯老太太及兒媳的生活費，其實仍非出自周作人的囊中。而自從魯迅和母親被逐出八道灣後，空閒的房屋一直由周作人出租，租金則全部入了他的帳。這一切許廣平直到解放初才從朋友那裡知道，被欺騙的感覺，不會有任何人會覺得很熨帖。不但如此一九四四年他還藉朱安生活窘迫之機，企圖出售魯迅的藏書，並藉機將藏書中一些珍貴的書籍歸為己有。幸虧有朋友告知了在上海的許廣平，才及時阻止。對此當時的《海報》記者就曾感嘆：「豈以豈明老人今日之地位，竟不能庇一『寡嫂』而必欲出售魯迅翁遺澤始足為生耶？此則未免令人百思而不解者矣。」當時，周作人已任偽職，月薪不菲。除此之外，周作人還在長時間裡不時對魯迅有諷刺詆毀的文字。許廣平對他何止遷怒，怕早是滿腔怒火了。
在信中，周作人還提到信子的妹妹、周建人的前妻芳子，說是「亦見遺棄（以係帝國主義分子之故）」，此言之毒，用意在表明，魯迅和周建人都是見異思遷的輕薄之徒，拋棄了結髮之妻，另尋新歡，而且還以其為「帝國主義分子」為藉口。事實是，當初，周建人因無學歷在北京找不到工作，無固定收入且收入很低時，被信子姐妹歧視，無奈之中南下上海。以後又多次希望芳子攜兒女南下與之團聚。芳子卻因信子的阻撓和自己貪圖八道灣的舒適生活，屢屢拒絕周建人的請求。對此，魯老太太曾不止一次地對別人說：「女人出嫁，理應和丈夫一起過日子，那有像三太太（芳子）那樣，不跟丈夫卻跟姐姐住一起的道理？」周作人卻對此不聞不問，聽之任之。
許廣平的《魯迅回憶錄》中僅《所謂兄弟》一文專門談及魯迅和周作人，自然也涉及到信子，其中的語言固然頗多激烈，但周作人對於其中的事實卻不曾置一喙，是覺得不值一駁嗎？他在信後附加的第二段中說的那些話，也總讓人覺得他的「不辯」理論，頗具詭辯之意。其實，即使他千般理由，事實是釘在那裡的。
周作人在信紙上印了一枚「啞人作通事」的閒章。從信中附加的第一段看，其自解為告誡自己慎言。但讀全信，則可體味出這枚閒章另有深意。當時，背了漢奸之名的周作人自然無法開口為自己辯解的，於是他被迫做了啞人。其實，他又如何甘心做啞人呢，這封信就可以算是他做為啞人的啟事了。信未又落「啞人又白」，在他與鮑耀明四年的通信中，落款一律是「作人」，惟此獨一，再顯不辯之不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