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獅子胡同三號/□王璞


  圖:歐陽予倩(左)與梅蘭芳,攝於1956年

  □在那些點點滴滴的瑣事裡,有一些何等貴重的東西滲入到我的血液和心靈,使我得以歷經大時代的劫難,經歷過了文化的浩劫,信仰的崩摧,仍能保持?反思精神和獨立人格。

  鐵獅子胡同三號如今已不存在了,它改了名為張自忠路五號,百度百科上關於它的介紹如下:

  張自忠路五號,舊時的門牌是鐵獅子胡同三號,後曾改為地安門東大街五號,在張自忠路東段路北,坐北朝南,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宅院。解放前,為一所私人醫院,名「時子和醫院」,現為中央戲劇學院宿舍。

  院內主體建築是一組建在基座上的磚石結構的正方形西式平房,頂為四坡,前有一間由四根西式圓柱支撐的門廊,門廊前有五步台階。主體建築東側有兩排北房,南邊的北房三間,前廊後廈;北邊的五間北房,只帶前廊。主體建築北面是五間帶廊的北房,西北部有前廊後廈北房三間,帶一間東耳房和兩間西耳房。歐陽予倩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入住此院,直至一九六二年辭世。當年,他住在院子的北部,「房子十三間,為中式建築」。

  一九八六年,東城區人民政府將其作為「歐陽予倩故居」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

   一九六零年母親帶我們從大興安嶺奔長沙,路過北京,住過的那間房子是東耳房還是西耳房呢?

  北京是去長沙的必經之地,我們得在這兒轉車;此外,大概母親仍抱?返回北京的一線希望,想再去找人想想辦法吧,她決定要在北京停留幾天。

  叔叔家是住不得了,叔叔被打成右派,一家人已被流放寧夏,他家那座小院已被賣掉。姑媽家也住不得,姑爹也被打成右派,本來住?的四間房變成了兩間。擠住了三代五口人。母親只好給她二嫂的姑爹姑媽歐陽予倩和劉潤秋二老寫了封信,探問能否讓我們在他家借住幾天。很快就得到他們的回信。說歡迎我們去。

  姑外公歐陽予倩與我家雖然只是遠親,但一九四八至四九年姑外公在香港拍電影時期,父親兼職作姑外公所在的大光明電影公司宣傳部主任,與他來往較多。父親崇敬姑外公的才學人品,姑外公也喜歡父親的敬業樂業忠厚老實。四九年大陸一變色,一向思想左傾的姑外公立即回了北京。父親一九五零年接到范長江邀請回國工作的信之後,寫信給姑外公徵求他的意見,姑外公回信力勸他接受邀請。不料父親回國後不到一年,便遇上鎮反運動,一夜之間他人間蒸發。母親四處尋人未果之後,想到姑外公在新政權裡大小是個官,便跑到他家求助。

  母親後來不止一次對我們講起她去姑外公家求助的經過。她說,姑外公聽她說明了情況之後,起先不相信竟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人去上班突然不見了?你到處都找過了?機關裡也去過了?領導怎麼說?」他反覆問母親這些問題。

  「他們說不知道。」母親道。

  後來他終於半信半疑地拿起電話,打過幾通電話之後,他的臉色從疑惑漸漸轉為凝重,告訴母親:人現在在公安部。是特嫌問題。

  母親大驚,立即道:「不可能!他總是說搞新聞要不群不黨,絕對不可能作國民黨的特務。」

  「共產黨是不會冤枉一個好人的。」姑外公說。

  一九五四年,父親在公安部關了三年給放了回來,回到原單位工作。

  原單位名叫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現對外友協),他們被通知來公安部接人,單位倒是派了輛小車把他接了回來,但領導沒像他消失時那樣也開個機關大會,宣布他不是特務,只安排他直接回辦公室上班。他們不僅絕口不提補發那三年的工資,還把他的工資定為二十級,與剛出校的大學生差不多。而三年前跟他一起進機關的同事,至少也是十七級了。

  好在親朋戚友都相信他不是特務,從鄰居到親人,大家都歡慶他的歸來,見了面都是一句話:回來就好。回來就好。就連此事最大的受害者母親,也半是開解、半是自我安慰地對父親道:「算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家中客人開始多了起來,一些失去聯繫的親友又跟我們恢復往來,那年過年,我們驚喜地看見一輛小轎車停在了我們的大門口,接?,一位白髮皤然的老者,在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的攙扶下走進了院子。啊!是姑外公親自上門來看我們了!

  我不知道姑外公跟我父母談了些什麼,父母是否向他感謝了他在父親失蹤時給予的幫助?他是否跟他們談到了他對父親這一事件的看法?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母親肯定沒有當面跟他提到他當年的那句話:共產黨是不會冤枉一個好人的。

  「可你爸爸不是冤枉被關了三年嗎?」母親後來私下裡對我們說過,「還不告訴我們人去哪了。把我們一家人置於死地,要不是朋友救助,我們這家人只怕早沒了。你姑外公真是太書生氣了。」

  反右之後,父親因在大鳴大放時說出了我家在那三年中的遭遇而被打成極右分子,母親的抱怨更變成了:

  「冤枉了人家還設陷阱打人家右派,你姑外公要是知道了,更加不會相信了。」

  我父母一直對姑外公隱瞞了父親被打成右派這件事。我想,不管是出於對老人的敬重,還是出於對當局的恐懼,他們都不會對姑外公提到他當年說過的那句話的。

  不過,從姑外公那方面來講,他卻以他的行動表明了他的態度。從父親一九五四年回來的那年開始,到一九五八年我們一家被流放大興安嶺,每年的大年初二,姑外公都會上我家來走一遭。他那樣一個大人物,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親朋戚友不計其數,過年會有多少應酬呀!但他居然每年親自上門給一個遠房晚輩親戚拜年。那時他早已不良於行。一輛小車把他送到我們宿舍大院門口,他總是在大門外下車,然後由姑外婆和司機一邊一個地攙扶?,穿過大院,一步一挪走到位於大院深處的我家。

  我一直都記得兩位老人在眾目睽睽之下,頂?寒風霜凍緩緩向?我家走來的情景。

  那年頭坐小轎車的人物是鳳毛麟角,而姑外公更是跟如今的影視明星似的,五十年代「南歐北梅」的佳話在人們心中還記憶猶新,小車在大院門口一停,鄰居們都跑出來一睹他的風采,父親和母親之激動自不必說,我們孩子更是歡樂雀躍,因為姑外婆一進門就會給我們每人派個紅包,裡面裝?整整一元錢。當年對我們來說,那可是一筆巨款。

  我們離開北京去內蒙時,父親去跟姑外公告別,回來後母親問他:「姑爹說了什麼?懷疑你是右派了嗎?」

  「沒有。他只是說:好自為之。」

  一九六二年,父親第一次獲准從大興安嶺回長沙探親,經過北京時,他去看望了姑外公。那時姑外公已經住在醫院裡。父親說,他進去時屋子裡有個人,看樣子好像是保安人員。那人在時,姑外公幾乎一言不發,直到那人出去辦點什麼事了,他才拿出兩本書來,簽了名題了字送給父親,說了幾句話。大意是我這輩子的經歷都寫在這裡了,你拿回去看吧。那兩本書是《自我演戲以來》和《回憶春柳劇社》,後來都成了我讀得最熟的書。

  「姑爹的身體看上去倒還可以,」父親道,「但話很少了,最奇怪的是,他一句也不問我的境況,好像什麼都知道了似的。」

  「那你乾脆把你的事告訴他,看他是個什麼看法。」

  「那不行,那不是讓他為難嗎?你叫他怎麼說?同情我?那豈不是害他?太慶(我叔叔王太慶)不就是因為同情右派自己也變成了右派。罵我?那就不是他了。我猜,他心裡其實什麼都知道了,他那麼智慧的一個人,能不知道嗎?不過我看得出來,我來看他他是很高興的,雖然話少,卻一直留我坐。我告辭時還一定要起身把我送出病房。」

  父親向來有報喜不報憂的毛病,他的話可信度常常要打折扣,而且這麼多年過去了,我的記憶也有可能出現偏差。但是一九六零年春天,我們回長沙路過北京、借住在姑外公家的情景,卻是我親身經歷、至今記憶猶新的,因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住進那麼高級的院子,而且受到那麼熱情周到的招待。

  一輛三輪車把我們拉到那個大紅門,姑外婆親自站在大門口迎?我們,一見我們她就忙讓站她身邊的一位保姆幫我們提行李,自己興沖沖領?我們進屋,喜笑顏開的神氣,好像來者不是上門求助的落難親戚,而是貴客。姑外婆領?我們一直走到正屋,走進姑外公書房。那是位於大屋左偏廂的一間屋子,有?中式木雕窗櫺和紅木門檻,我們進屋時,姑外公正拄?手杖,站在屋子中間迎?我們。三年過去了,我驚覺他一點也沒變,仍是聖誕老人般的一派慈祥,臉上仍是那一副平和寧靜的笑容。仍是彎下腰慎重其事地握握我們每個孩子的手。我驚訝於那隻手的柔軟,驚訝於眼前這位老人的儒雅,他似乎有一種將四周的空氣都變得儒雅的本領,甚至他那根手杖,也好像成了這儒雅的一部分,以至好多年裡,我對拄手杖的人物都肅然起敬。

  姑外婆親自照料我們的起居。那年她已經七十多歲了吧,家裡有保姆、司機和晚輩,但她事必躬親。早上起床我第一個看到的人是她,夜裡躺到床上最後一個看到的人也是她。

  至今我還記得姑外婆牽?我的手把我領進那間燈光幽靜的小屋的情景,兩張小床已經鋪好了。她安排我們躺下來。給我們蓋好被子。我問她:「我媽呢?」「你媽太累了,」姑外婆掖掖我的被子道,「我讓她睡到另外一間房子裡了。你是好孩子,你會自己睡,對吧?」我點點頭躺下來了。這是我第一次看不見母親就睡了。我沒哭。我安靜地看?姑外婆輕輕關上房門,燭光漸漸遠去,像是這些年包圍?我們的冰雪風霜也隨之遠去了,許多天來我第一次安心地閉上眼睛,進入夢鄉。

  我也記得那個熱鬧的大院,一群孩子正在那裡遊戲,姑外婆牽?我們走到其中一個女孩面前,叫?她的乳名對她說:「這是來咱們家作客的表姐妹,你介紹她們跟大家認識,領她們跟你們一起玩。好不好?」

  即便是對孩子,她說話也是這種商討的口氣,臉上也是這副溫暖的微笑。她跟女孩依次介紹我們的名字,學名和乳名,一個也沒叫錯,好像我們早就是她的家人。

  女孩認真地點?頭,她長得很像她外婆,清秀,端莊,一臉福相,年紀比我小,個子卻比我高,她友好地招呼我們:「會跳猴皮筋嗎?來,一起跳!」

  我還記得堂屋前高高的台階,台階下面的青磚小徑,以及小徑兩旁的草地,大家在草地上笑呀跳呀。突然,有個漂亮得像精靈的女孩在院門口出現,神態卻是公主般倨傲,她下巴頦朝我們一點問小表妹:「這都誰呀?」

  小表妹把我姐姐的手一拉道:「別理她,她就這樣。」

  小表妹跟我姐姐一般高,她們很快交上了朋友。在這快樂女孩的帶領下,我們在這座大房子裡穿來跑去。「為什麼你們要去那麼遠的地方?」她問,「你們就在這裡住下來好不好?」

  她好天真!我心裡想。那時我已經知道了父親是右派。

  我也記得那隻碩大無朋的藍色搪瓷缸,裡面裝滿了饅頭、花卷和發糕。都是用真正的麵粉作的。在一年才能吃上一次細糧的我們眼裡,太高級了,太珍貴了。臨行前,姑外婆將它慎重交給姐姐,叮囑:「這個最重要。歸你負責。」母親則在一旁一疊聲道:「太多了太多了,現在糧食這麼緊張,這一下把你們的細糧都吃光了。」

  「莫客氣。」姑外婆說,「我們總歸還可以想想辦法,你們還要坐一天一晚的火車,一定要吃飽。」

  那些乾糧到了長沙還剩下半缸,趕過來看我們的二舅也得以分享,他感嘆道:「姑媽還是這樣克己待人,這一大缸東西足有七八斤吧!」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姑外公何許人也,即便是後來,我一遍又一遍地讀過了父親拿回來的那兩本書,也還只大略了解了他的學問和事業。我敬佩他才氣橫溢,意志堅強,以至功成名就,但並沒有從做人的品格方面去理解他。只是到了今天,我自己也走向生命的暮年,我自己也寫作,出書,在俗世裡摸爬滾打了這多年,每逢回想起鐵獅子胡同往事時,我才意識到,我曾接受過那兩位老人何等的恩澤。在那些點點滴滴的瑣事裡,有一些何等貴重的東西滲入到我的血液和心靈,使我得以歷經大時代的劫難,經歷過了文化的浩劫,信仰的崩摧,仍能保持?反思精神和獨立人格。

  時至今日,姑外公那樣的人物已成絕響。他們是風雨飄搖的中國傳統道德文明的一縷餘音。在姑外公的祖父歐陽中鵠的時代,那一傳統已是日薄西山,在強盜流氓的主流文化裡苟延殘喘,終於,被一場空前的浩劫一刀斬斷。母親後來常常感嘆,姑外公他到底祖上積得有德,保佑他一九六二年就走了。可惜姑外婆比他晚走幾年,是在文革中去世的。不過我們聽說,除了被抄了幾次家,她老人家倒也沒受什麼罪,她是病死在自家床上的。比起其他死於非命的藝術家們,已是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