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寫作/嚴方正
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人們稱之為文學家，應當是靠譜的事，可是存在例外，而且還不止一個。英國人伯特蘭．羅素（一八七二至一九七○），一九五○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其「多樣且重要的作品，持續不斷的追求人道主義理想和思想自由」。但人們常稱羅素為哲學家，或數學家，或邏輯學家，或社會活動家等，此外還有一個無法歸類的雅號──「世紀的先知」。另一個英國人溫斯頓．邱吉爾（一八七四至一九六五），他因寫了《不需要的戰爭》獲一九五三年諾貝爾文學獎，但一般人都視其為政治家。因為在一九四○——一九四五年、一九五一——一九五五年期間他曾兩度任英國首相。他領導英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二戰，是一位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法國人讓─保羅．薩特（一九○五至一九八○）曾獲一九六四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學界尊其為一位法國二十世紀重要的哲學家，或無神論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或西方社會主義的積極鼓吹者，他本人一生中拒絕接受任何獎項，包括不去領諾獎。原來這幾位傑出人物都不是職業的文學人，全為跨界寫作者。
中國人對跨界寫作一點也不陌生，「業餘」耕耘文學的人不少成了文壇巨擘。你打開中學的歷史課本，一定會見到王安石的名字。至今，著名的「王安石變法」還不時出現在改革者的議論中。你若讀任一本中國文學史，也一定能得知王安石的文學成就。他不但散文寫得好，躋身「唐宋八大家」之列，還寫了不少膾炙人口的詩。他的《讀孟嘗君傳》一文，只有八十九個字，全篇疾轉疾收，字字警策，抑揚吞吐，曲盡其妙，表現出超世俗的政治眼光和奇崛峭拔的文風。他的《泊船瓜州》一詩，如今的小學生也愛誦讀：「京口瓜州一水間，鍾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詩中那個「綠」字是反覆推敲的結果——這成了幾乎每所中學語文教師必講的故事。
近讀一篇陳旭巖醫生寫的散文《最難的永遠不是技術》（八月六日《光明日報》），講的是兩個經陳醫生救治的危重病人的故事：一個終於起死回生，另一個只能無奈撒手。兩個故事背後的無形推手都是「錢」。那個悲慘時分如此刻印在陳醫生的頭腦中：「後來，我們小心地把患者抬上車，我看見她在哭，無聲地哭……她有一個動作我至今不能忘記：抬起她時，她使勁地抓住病床的欄杆不撒手。我知道，她這是在傳遞強烈的求生願望。」散文的結尾更發人深省：「對於臨床醫生而言，最難的部分永遠不是技術。」
讀陳醫生的文字，產生兩點聯想。其一是，如果作者不是醫生，恐怕寫不出如此有力度的作品。其二是，陳醫生寫作的文體，與「報告文學」相近。記得三十年前，作家徐遲寫了篇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講數學家陳景潤的故事，它曾感動過億萬讀者。徐遲寫作前，不熟悉數學，也不認識陳景潤，後來他竟「愛上了」陳景潤。今年十月，「石花杯」第五屆徐遲報告文學獎頒獎，獲獎者的共識是「報告文學作家需要聽到弱者的吶喊」。在我看來，寫報告文學的作家真不簡單，他們不但要有良知、有激情、有才華，還要有長期堅守的體格和意志，抑或再加上有可能在做一件費力而不討好的事的思想準備，其工作的意義，不亞於陳景潤研究哥德巴赫猜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