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科必須教的課題──認識法治
「阻街」運動亂港多天，終在昨天結束，令全港市民有一種「重光」之感。發起及參與運動者以一句「公民抗命」為藉口，對香港多年以來建立的「法治精神」肆意衝擊。社會上更有不少人士，誤以為這場鬧劇是通識教育科所惹起之禍。其實，通識教育科的課程中的一個重點，是認識「法治精神」。只要老師多花一點時間向學生講解何謂法治，定有助學生抗拒「公民抗命」之毒（例如藉此為名，搗亂社會秩序），並令他們對社會上大是大非之事情，作出明智的「批判性」決定。賓漢（Bingham，陳雅晴譯）的《法治─英國首席大法官如是說》（香港：商務印書館，2013年），是一部由一位大法官論法治的書籍。在書中，我們可以讀到「法治」的最初期和最近期的定義。
現代「法治」一詞的始創者，是牛津大學的戴熹教授。他在1885年指出，「法治」共有三層的意思。首先，「法治」是指除非明確違背了法律，並經法院裁定，否則任何人都不應受到懲罰；其次，「法治」不僅意味?我們每個人都無權凌駕於法律之上，而且意味?在這裡的每個人，無論其身處哪一階層，何種境地，都要服從國家的一般法以及常設法庭的判決；最後，憲法中的普遍原則，是法治的精神基礎。另有兩位大思想家亦探討了法治對社會的重要性。洛克1690年提出的根本真理：「法律下台之際，暴政登場之時。」潘恩於1776年提出了同樣的觀點，即「在美國，法律就是國王。一如專制政府中，國王就是法律，自由國家的法律理應為國王，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可能。」
而賓漢認為以上的定義，仍未夠全面。他重新為「法治」下了一個新的定義。他認為，「法治」是：本國之內的所有人和所有機構，不論公私，均應接受法律約束，並享有法律賦予的權益。
只有當我們的下一代都學懂何謂法治，香港才可避免再發生阻街鬧劇。因此，我認為，「法治」應是通識科的重點課題，亦是未來課程終期檢討時必須優化的一個重要議題。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