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門口的陌生人》/記錄晚清的廣東社會/文 偉 森
圖：晚清時廣東沿海的商船
□最近，很多雜誌報刊都紛紛總結「年度好書」，其中《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一書頻頻亮相。該書作者為已故的美國著名漢學家魏斐德，首版於一九六六年，新星出版社八月出版了中文版。該書以英國侵略中國的兩次鴉片戰爭為線索，研究這一歷史時期廣州和廣東省的社會動態，如官府、紳士、團練、農民、宗教、秘密社團等對外國的態度；各自的活動、相互間的關係以及變化，從而揭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某些動向。
《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於一九六六年就已出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早在一九八八年就將此書翻譯出版。通常對鴉片戰爭的研究，不是集中在軍事方面就是集中在外交、政治方面，而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研究外交——社會間彼此互相影響、制約的動態關係。
廣東的團練
除了清政府的「正規軍」以外，廣東地區的「團練」在反對英國侵略的鴉片戰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本書首先對廣東的團練進行研究。研究表明，廣東的團練一直是地方士紳維護當地治安的重要組織力量，但官府對地方團練的態度卻有些矛盾。一方面，團練正是「寓兵於民」的理想形式，對維護地方穩定的作用的確重大，所以不好取締。
但另一方面，團練卻又使本已不弱的士紳階層的力量更加強大，成為一支潛在能與「朝廷」抗爭的武裝力量，似乎又有些威脅性，所以必須嚴格控制，必要時堅決取締。在鴉片戰爭中，由於官兵的戰鬥力低下，反而自發組織的團練在反侵略鬥爭中作用巨大，因而引起了官方重視。林則徐就較早地意識到團練的功用，並積極支持發展團練。
但琦善到任後，看到團練發展迅速，惟其力量過於強大，便大砍團練。然而當一八四一年三月面臨保衛廣州的任務時，琦善亦不得不下令恢復、組織團練。但是，當危機稍稍緩解時，朝廷又於一八四三年取消團練。但此時頗具實力的團練已不再是任由官府「用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軟柿子」了，由於社會的政治危機的不斷加深，團練的力量也變得越來越大。
團練宗族的結合
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時，廣東的團練又與宗族結合成一起。十九世紀的廣東社會，是各種互相關聯的複雜混合體，這些組織包括團練、公行、海盜幫、公所等。更重要的是靠血緣團結在一起的組織，表現為宗族集團，這在廣東是最普遍的群眾組織形式。
一個富裕而有影響的家族，有時就是廣東省一個經濟和政治勢力的中心。但是，在那些宗族與村莊合二而一的地方，當地的狀況就更為複雜。經常有各種勢力相互推拉，有時分裂、有時團結?宗族。這些力量會以各種方式表現出來。
最明顯的是，一邊表現為階級關係，另一邊表現為親屬關係，二者共存於宗族之內。宗族鬥爭既是使血緣組織團結的最為有力的手段之一，同時它又分裂了廣東的鄉村。
因此，宗族鬥爭成了上世紀廣東的地方病。省裡不少地方處於「長期混亂」的狀態中，其特點就是設防的村莊、高高的圍牆、土壩、碉堡和半職業的戰士。例如，黃埔周圍的兩個族，在一八三五年和一八三六年一直互相仇視，用血寫復仇檄文，毀壞對方的墳墓，並且僱用「敢死隊」。大多數這樣的爭鬥都不願到地方官衙去申訴，因為在那裡，他們會遭到勒索，或者更多不可預期的危險。
不幸的是，當暴亂的地區趨於擴大，僱傭兵出現了。有的宗族聯合其他無親屬關係但同姓的族來擴大他們的同盟網。甚至團練也成了宗族擴張的工具。「為了共同防衛之目的，同族人集中起來，並招募地方團練，巡邏放哨。所有這些事務，都是在祠堂裡分派的，所以祠堂必須變成軍事指揮部和團練集合的地方。」
士紳 動盪的種子
隨?團練的強大，士紳的力量也而增強，在農村加大了兩極分化，並埋下了社會動盪的種子。鴉片戰爭的後果之一是珠江流域的經濟開始迅速向長江流域轉移，造成了這一地區的經濟危機，也引發了諸如太平天國這類的農民起義。
此外，作者在書中還對太平軍起義、紅巾軍起義的興敗對廣東社會的影響也作了詳細研究。作者通過深入分析，指出一次次「華南社會的動亂」所造成的影響深遠的社會後果。為了鎮壓農民起義，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倚重借助地方士紳和團練，使之空前壯大；對起義軍的殘酷鎮壓，使農民受到嚴重打擊。這樣，「廣州的士紳在社會上已沒有什麼對手」，官府甚至把徵稅的權力都轉讓給了士紳，攪亂了原本的租稅關係。團練、反洋人主義等組織破壞了政治、分裂了社會。
團練等力量已不再是民眾自衛和使公眾一致的手段，而成為掌握在有錢的人手中的社會控制機構。隨?這種狀況的惡化，農民變得憤憤不平。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加入秘密組織。無疑，各種形式、各種類型的農民起義開始醞釀，農民起義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圖片來源：香港海事博物館現正舉行的「晚清碎影：湯姆森眼中的香港與華南」相片展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