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派武俠小說與大公報淵源——大公報總編輯賈西平
圖：本報總編輯賈西平在論壇上縱論新派武俠小說與大公報之淵源\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我們在大公報一百一十二周年報慶之際，舉行紀念新派武俠小說誕生六十周年論壇，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新派武俠有一個特點，它誕生於大公報的子報《新晚報》，它的作者是該報的兩位編輯。這就使得新派武俠與大公報有一種天然的聯繫。因此，我想就新派武俠小說與大公報的淵源這個話題，談一點感想。
大公報是孕育武俠新著沃土
一九五四年一月，武術界太極和白鶴兩派掌門人在澳門比武，引發熱議。時任《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先生建議同事陳文統創作武俠小說。比賽後第三日，《龍虎鬥京華》開始在《新晚報》副刊連載，讀者爭相閱讀，一時洛陽紙貴。陳文統先生便是日後在新派武俠小說作家陣營中鼎鼎有名的梁羽生。後來，羅孚又邀請另一位《新晚報》同事查良鏞在報上連載武俠故事，於是又有了金庸先生的首部武俠作品《書劍恩仇錄》的誕生。不論學界抑或坊間，通常將《龍虎鬥京華》視作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之作。如此說來，當時大公報的子報《新晚報》副刊，便是培育新派武俠著作的一片沃土。
為什麼新派武俠小說會發端於大公報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多種多樣，我想從社會背景、《大公報》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傳統等三個方面來作點探討。
首先，金庸和梁羽生為代表的新派武俠小說崛起，與當時社會環境有關。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社會並無大的動盪，市民生活相對安定，電視和互聯網這類大眾傳媒尚未普及，故而人們工餘閒暇有時間來閱讀報刊和小說，以獲取資訊和茶餘飯後的談資。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更是武俠小說的興盛期，可以說，《龍虎鬥京華》、《書劍恩仇錄》和《萍蹤俠影》等一系列新派武俠小說的誕生並受到追捧，受惠於當時的社會景況和市民的生活方式。
俠氣來自報人英雄情操
第二、愛國主義和英雄史觀是《大公報》百年不變的傳統，也是新派武俠小說產生於大公報的思想基礎。一向秉承「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的《大公報》，不論是在張季鸞和王芸生任主編的「新記大公報」時期，還是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復刊時期，都始終秉持愛國主義，「文人辦報」理念。在抗日戰爭中，大公報堅持不在日軍鐵蹄下辦報，跋涉萬里，遷播五次，歷經戰爭風雲，也歷經了江湖險惡，陳文統先生就是艱辛歲月裡加盟大公報的，他是這段歷程的親歷者。《大公報》歷史上曾出現許多具有英雄氣節的知名記者，如深入考察西北地區並寫出《中國西北角》的范長江，冒險進駐歐洲戰場，在戰火紛飛中寫出大量佳作，成為二戰西歐戰場唯一中國記者的蕭乾，大公報記者群體中的這些布衣英雄，雖手中無劍，但健筆在手，他們陳世情、述民意、斥敵寇，始終以民族和國家大義為重，將個人的得失安危置之度外，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胸中激盪?浩然俠氣。當金庸、梁羽生持筆建構新派武俠的精神世界時，這種來自大公報自身的優良傳統和英雄氣概，就自然地融入筆端而蔚為大觀。
第三、大公報是一份深具文化底蘊的報紙，記者和編輯文采俱佳，許多人學貫中西，更以深厚的中華文化學養見長，副刊版面生動活潑，大公園小公園長盛不衰。金庸和梁羽生的新派武俠小說，在這片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是符合邏輯的。在小說創作過程中，金庸和梁羽生並不滿足於單純以商品化傾向來定義自己的作品，而是致力於增加小說的文化味道，希望讀者從刀光劍影的江湖故事中，獲得閱讀快感的同時，了解中國歷史，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並回望中國人的精神家園，這就賦予其作品強大的生命力和久遠的吸引力。正因為如此，在進入無遠弗屆的電子時代後，新派武俠小說仍呈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展會上，書店裡，網路中，熒幕上，新派武俠小說依然受到億萬民眾的喜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