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藏金石拓本結集出版
圖：柯君恒翻閱二○○二年協助出版的《南京大學文物珍品圖錄》\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碑帖是碑和帖的合稱。在古代，先人為了記述前朝重要事件和隆重慶典等，會以紀事形式請書法名家書寫再由名匠刻手刻鑿在石碑之上，稱為「刻石泐碑」，用宣紙拓印下來的內容經過裱裝成軸或冊頁，才成為碑帖。幾千年過去，許多刻有名家墨寶的碑石現今都不復存在，從碑刻上捶拓下來的拓本便成為我們回望歷史的途徑。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抗戰開始南京大學西遷重慶途中，師生冒險捶拓、收集拓片；七十多年後，香港收藏家柯君恒協助編輯出版了《南京大學珍藏金石拓本（一）》。 大公報記者 周婉京
南京大學（下文簡稱：南大）始創於一八八八年，由匯文書院、宏育書院、基督書院合併發展而來，旗下的中國文化研究所成立於一九三○年，由美國鋁業大王霍爾（Charles Martin Hall）所留資金贊助。七十多年來，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工作主要包括收藏該校所藏各類文物書畫和歷代金石拓本，加以整理和研究，令國寶級文物蜚聲海內外。
歷代名碑 內容豐富
二○○二年南京大學一百周年校慶，該校名譽校董柯君恒協助出版了《南京大學文物珍品圖錄》，其中就整理了南大中國文化研究所館藏的名單，該書收錄藏品類別有：青銅器、龍泉?、德化?、耀州?和景德鎮?的瓷器，玉雕、漆雕、木雕、竹雕的器物或人物，以及古硯、古墨和古錦，也包括部分珍貴的宋畫和書法。
柯君恒認為整理研究和出版校藏藏品至關重要，正如文史名家李小緣指出：「研究中國文化，可據資料，大別有二：曰史籍，曰古物。古物足以證史，亦足以糾史。而其彌補失闕，功用尤大。」於是，兩年前他又與南京大學歷史系合作，在藏品裡逐步分批整理，考證了三千幅最有價值的歷史碑拓，制定長期計劃，分期分批裝裱，拍照註釋、校正編印。
本書收錄了南大所藏兩萬零六百八十件歷代金石拓本中的近七十件（套）精品，內容涉及漢魏時期以來的摩崖題刻、神道碑銘、佛教洞窟題刻等，書體有隸書、楷書、行書等，既涵蓋在書法史上風格獨特的六朝《爨寶子碑》、《爨龍顏碑》，也有唐代的歐陽詢、顏真卿、元趙孟頫、宋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等著名書法家的作品。為了順利出版，書籍出版期間特別組成一個超過十人的編委會，費時經年。柯君恒親自到館選刊本編目錄。
「因為從年幼起開始臨帖學習書畫，所以常常也會讀帖。要知道，許多書法史上的精品和神品，留名的和不留名的，大都是碑刻留傳。因為紙本難以保存千年，在書法中是分碑和帖的，這是兩個類別。」說起自己與書法的緣分，柯君恒能滔滔不絕地評述許久。因其數十年前成立的「宗陶齋」，以推廣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據柯君恒透露，宗陶齋多次在內地舉辦展覽，從明清到民國主題以名家楹聯最為專精，於是他站在書法愛好者和藏家的角度上，指出此本書中的藏品，在書法藝術和文獻資料都有很高價值。
實際上，中國歷代的名碑，以漢碑和唐碑最為集中，漢碑以隸書勝（漢碑多不署書家名），唐碑以楷書勝，所以碑刻部分所選以東漢隸書碑刻和唐代楷書碑刻為主。東漢名碑，書內選用了《景君碑》、《禮器碑》、《史晨碑》、《尹宙碑》、《趙寬碑》、《曹全碑》及《張遷碑》等。唐代名家，選用了歐陽詢、李邕、顏真卿、史惟則、竇臮的作品以及呂秀岩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具體來看，拓本的文化價值主要體現在：它既是實用漢字形體演進節奏之記錄，又是時代風尚變遷之反映。此二者，在柯君恒及南京大學歷史系專家編審時，力求兼顧，入選篇章以書法精美且資料難得者為先。
臨碑首選 龍門二十品
碑刻利用石的有形材質，通過精心撰寫、書丹、鐫刻，留下形美質美的「史料典籍」，再經特殊方法傳拓到宣紙之上，於是肌理可觀，凹凸可辨，富有金石韻味。那麼怎樣的碑帖才算得上是有代表性？
柯君恒隨手翻開拓本的裝幀書，講述書中首篇刊出的秦代瑯琊台刻石殘石背後的故事。此碑是秦二世登臨瑯琊山（今山東省膠南市南）修瑯琊台，勒石頌揚皇帝功績。雖然字已漫漶，但仍辨認刻石書體為秦篆，刻石存於山崖之上，成為現代人了解秦代的重要文獻。目前，中國國家博物館也藏有年代更早的同類瑯琊刻石，此類刻石雖殘泐嚴重，筆畫卻仍透露?秦朝氣息。書內收錄的名碑名帖不止此一篇，到了北魏，就要數《龍門二十品》。
「張猛龍碑更是日本的書道中人譽為碑中神品。弘一大師和張大千早年都學過張猛龍碑，尤其弘一大師的早年北魏書法在近年書畫拍賣市場更是屢創高價。草聖于右任亦是寫魏碑的高手，百年來的書壇地位無可取代。我的老師姚公秉年少時則專攻龍門二十品中的四品，終成一代大家。」柯君恒憶述道。
在河南洛陽的龍門山上，有自北魏至北宋開鑿的大大小小的佛窟，至今尚存的就有一千三百五十二個，有佛龕兩千三百四十五個，造像多至十萬餘尊。這些造像記中的功德主多是北魏的王公貴族、高級官吏和高僧名業。他們為孝文帝歌功頌德或為祈福禳災而開龕造像。
龍門造像題記中，經常出現橫畫向右上方明顯的欹斜，且波磔（書法指右下捺筆）明顯，帶有隸意，表現為收筆時按筆，上挑出鋒。在《龍門二十品》造像題記內的「點」畫大多呈三角形，這是受刻刀影響的緣故—刀在石上運行難度更大，筆鋒較遲鈍，不如在紙上運行的流暢、快捷。同時，由於受隸書的影響，魏碑點畫有向上挑的走向；還有些點畫為橫的寫法，將並列的點畫橫向連成一體。
柯君恒說：「從碑文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民生、經濟、文化情況，以及人們對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崇尚，字形不斷演變，每個時期的故事更是不盡相同。」再看三國時期，《曹魏受禪碑》便改以隸書入碑，碑文記載魏文帝曹丕「受禪於漢室」的歷史事件，在當時諸侯紛爭、天下不寧的時代，碑記所載恰能補益於史籍。
抗戰期間 師生搶救文物
金石拓本指的是書法，卻不止於書法。在七十多年前，從事拓寫、運送、保育的工作並不比刻石容易。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八月十三日，戰火燒到上海。八月十五日，日軍航空兵開始轟炸南京。當時，南京大學（時稱「金陵大學」或「中央大學」）自認為係美國教會財產，地位「中立」，十月四日還堅持開學。不料局勢不斷惡化，十一月十八日，大學停課，短短幾天中，師生們收集包裝箱，解決車輛、船隻的問題，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批金大師生在裘家奎、孫明經等人帶領下，拖?家什開始向成都遷移，這當中就包括了是次出版的一些拓本。
據柯君恒介紹，書中收錄的另一部分拓本來自南大遷校途中。超過一百名文史科系的師生（多數來自南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分期分批遷往重慶，沿途見到珍貴的碑刻就用材質特殊的宣紙拓下來，可謂「一路走，一路拓」。眼下，書中收錄的碑石小幅的只有報章大小，寥寥數字，大的高於房間牆壁，詳詳數千言。地處山野之間的碑石，需師生幾人共同搭建樓梯，齊力協作方可拓寫。
在南大西遷途中，不得不提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商承祚。一九三八年初，商承祚在隨遷路上聽說長沙出土文物，立即轉道前往，收集文物六十六件，並寫下《長沙古物聞見記》。一九四○年，商承祚正在日軍圍攻長沙之際，再度入湘，搶救了文物一百五十五件，這批文物至今珍藏於南大考古與藝術博物館。其後，商承祚和敦煌學專家、考古學家劉銘恕等人踏遍四川等地，實地考察石刻、碑刻、崖墓、漢闕、漢磚花紋，拍照並收集舊拓片以進行比對。據不完全統計，在金陵大學同仁的努力下，抗戰西遷八年，中國文化研究所獲得拓片等文物二千六百八十餘種，成為此次出版的重要基礎。
只可惜，因為碑石外部遭千百年風化，拓本並不完美，更有不少碑刻現已無處可尋。柯君恒說，過去因為戰亂、後來大型基建致使大多數原石沒能得以保存，他不禁感慨：「戰爭年代一個炮彈就能讓玉石俱焚！我也是幾年前看了目錄後，發現這些兼具文物、歷史、藝術價值的拓本需要被更多人知道，於是我和陳駿校長說，一定要將這套拓本整理、出版、流通，一來出於文化傳承的必要性，二來要令南大前輩保護中華文化的精神彰顯出來，使後人了解它們的珍貴。」
在超過二萬件拓本中，亦有來自部分藏家的捐贈。例如，一九三四年，匯文書院創始人加拿大人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將其在中國四十年間耗資巨萬的收藏捐贈給中國文化研究所，其中有碑帖六十六件、拓本一百七十三件、拓本冊二十二冊，亦包括宋拓《大觀帖》等稀世國寶。
《南京大學珍藏金石拓本（一）》選擇以中英文雙語（繁體中文）出版，柯君恒表示英文翻譯有助外國學者研究。論及初衷，柯君恒說，選擇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的今秋出版本書，除了追念當年南大前賢保護華夏文明之源的高山景行，更希望借文物命運折射國家命運，此書的出版也可被看作是和平年代對先烈的緬懷。他說：「歷史學家可從內容上取證，研究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藝術家可學習書體、書畫的美感；收藏家會從中看到藝術、文物價值，豈不是各得其樂的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