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李國文《中國人的教訓》/幾 又
古人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們也常說：人無完人。讀史其實就是讀人，讀人就無法迴避對一個人的是非對錯加以評判。略顯不同的是，評判者中有的是站在歷史潮流角度，有的則是站在人生際遇方面。李國文的這本《中國人的教訓》，傾向於後一視角的闡釋，所以文字盡可能剝離勾心鬥角的權力機鋒，同時多了一份人間的冷暖，倍顯質樸與親切。
本書中，李國文從先秦時代?筆，按照歷史時間順序，解讀了幾乎各個朝代的數十位典型人物。這些人中既有位極權力頂峰的漢高祖劉邦、唐代女皇武則天，也有影響了一個時代的重臣秦朝丞相李斯、被神化的三國軍事家諸葛亮；既有儒學「鼻祖」孔子、戰國時代的大詩人屈原，也有三國「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和阮籍、唐代大詩人李白……總之形形色色。李國文以這些人物的生存狀況、人生態度、命運遭際、成敗得失為依託，突出了他們人生的一波三折、起落跌宕、苦心經營、艱難成功，目的在於讓讀者在借鑒古代中國人生存智慧的同時，更多地感悟今天每個人的活法。
帝王將相向來是讀者關注的話題。齊桓公先是重用管仲，所以齊國走向富強。後來卻在易牙、豎刀和公子開方三位擅長阿諛之徒的讚歌聲中含恨而死，齊國由此轉衰。極力輔佐劉備的諸葛亮，終究無法超越主子的昏庸，這是他無法成功的根本所在。在各種古裝劇中，武則天一角被賦予太多的內涵。武則天的手段確實毒辣，同時她對御用文人的有效掌控，這是她控制社會輿論的重要手段。
說起御用文人，李國文認為，屈原的最大「過錯」或在於，「他得到文人的自由時，常常忘卻他作為臣僕的不自由」。這一點詩人李白的遭遇倒有些異曲同工。李白兩度入宮，其目的不過為了向權力靠攏，得到權力的賞識，為此，他還寫過不少頗為肉麻的詩篇。「建安文學」現象的出現，與「曹操削平袁紹，北征烏桓，統一中原」有關，同時曾吟出「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的曹操本人也是有一定造詣的文學愛好者。而「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和阮籍，前者後來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而後者依然「驕視當朝執政」，結果被誣陷處死。
在所述的這些人中，李後主李煜更像是權力與文人的綜合體。一方面他是南唐最後一位國君，另一方面他精書法、工繪畫、通音律，寫下「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等諸多至今為人傳唱的佳作。如果「不玩政治、不握權杖、不做皇帝」，他也許可以多活幾年，但如此一來，他又未必寫得出這些佳作詩句來。世界上的許多文學，往往是曲折悲情的「嬰兒」，李煜的詩作亦不能例外。
我們常說，歷史沒有假如，這是基於過去的事實。為了給後人以借鑒，我們又常常手握充分的歷史背景材料，去為歷史人物把脈。所以我們常如此設想，假如齊桓公對管仲的信任一如既往，假如諸葛亮能夠更大限度施展才能，假如武則天不似那般毒辣而是「母儀天下」……不過有的也讓人覺得無法假如，比如李白，我們到底是該假如他拽住了權力的臍帶，還是該假如他棄權力於不顧，像陶淵明那樣「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呢？還有我們應看到，「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和阮籍命運的分野，從個人角度看嵇康更好地保存了自己，但從風骨角度看阮籍則更令人尊敬，畢竟，文人的風骨太過稀缺。
一部中國史，其實也是一部中國歷代人性的發展史。讀到李國文的這本《中國人的教訓》時，腦海裡很容易同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聯繫在一起。今天的文化，正是歷朝歷代各種事件「化學反應」的結晶。當我們懷念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盛景時，我們不得不反思，到底僅僅是獨尊儒術的個人力量，還是有?更深的文化短板閹割了那個原本思想爆炸的時代呢？
歷史當然是一面鏡子。無論上至集權力資源於一身的帝王將相，還是下至肩挑手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民百姓，每個人的心路歷程都是後人的鏡鑒。從這層意義上講，《中國人的教訓》不只是歷史名人的教訓，同時也是我們每個人洞窺人性的一面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