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立會「刑事毀壞」案判決太輕/李 俊
去年非法「佔中」期間四名示威者用暴力衝擊立法會，不僅毀壞立會玻璃大門，更直接造成數以十萬計的損失。對於這些傳媒已廣泛報道兼且犯罪畫面清楚無誤之事實，裁判官最終只輕判「社會服務令」，更漠視控方提出的要求被告賠償損失的要求。這一判決，相信連被告自己也會感到「慶幸」，更莫說普通的公眾了。然而，必須指出的一點是，若此等嚴重罪行也能作出如此輕判，會對社會放出怎樣的錯誤信息？是否意味?即便是暴力、即便是刑事毀壞也可以輕易了事？本案理應提出上訴，以維護香港的法治。
本案發生在去年非法「佔中」期間，四名被告依次為報稱廚師的鄭陽（18歲）與戴志誠（24歲），報稱無業的張智邦（23歲）及石家輝（24歲），於去年11月19日，在中環立法會綜合大樓非法集結，暴力衝擊立法會，損壞立法會大樓七道玻璃幕牆、九道玻璃門、一道石門、二十五塊渠蓋、一塊假天花及一對玻璃門柄等。
而由於被告早前承認罪行，再加上控方已按建築署報告，申請要求四名被告賠償逾58.7萬元維修費。因此，公眾等待的是公正的判決，以給全社會一個正確的訊號。
然而，判決令絕大多數人感到不解。主任裁判官錢禮昨日在判決時僅判四名被告15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而不是較重的即時入獄；並拒絕賠償損失的要求。裁判官列出兩項理由：第一，裁判法院只能下令每被告賠償最多10萬元；第二，控方提出資料相對簡略，未有詳列損毀物品價值。因此拒絕頒下賠償令，並?控方如有需要，循民事追討。
與許多市民一樣，筆者對此認為，裁判官犯了嚴重的判斷錯誤。一位法官或裁判官，可以不理會社會的輿論，也可以不理會傳媒的批評，但卻不能不顧基本的法律概念。
第一，嚴重的「刑事毀壞」，遠較其他同類案件判決輕？事實上，本案發生正值「佔中」之時，幾乎所有電視台都有將犯案過程直接拍下，可以說，犯罪事實確鑿毋須質疑。疑犯以近乎歇斯底里的行為，暴力衝擊立法會，令人感到法治正在受到踐踏，當時幾乎所有的輿論都一面倒狠批這種無視公眾安全、無視法治的惡劣暴行，並要求嚴懲以儆效尤。然而，相較於以往的同類型案件，本案判決無疑是更為輕的。
2013年，立法會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大樓，27歲售貨員就兩項襲擊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員罪其後被判囚27日，他不服刑期過重提出上訴，結果被駁回，需即時服刑。法官續指原審裁判官的裁決全面細緻，強調任何示威行動亦不應使用武力，法庭不會坐視及會作相對懲治。
2011年，立法會議員梁國雄與另外四人衝擊遞補機制論壇，刑毀及擾亂公眾秩序罪成，梁國雄被判即時入獄兩個月，其餘四人入獄三星期。梁國雄同時要為毀壞公物賠償四千元。
同為2011年，五十五歲男子因不滿曾蔭權及政府的施政，到新政府總部外天橋的支柱上，用箱頭筆寫上辱罵曾蔭權的語句。他早前承認刑事毀壞罪，昨被東區法院判監四星期。
以上判例說明了什麼？與這些案件相比，本案案情是更輕微還是更嚴重？一名市民不過是寫了幾句話就要即時入獄，為什麼本案被告卻可以做社會服務令了事？這是因為被告有「佔中」後援律師支持的原因？
第二，有五次案底的被告仍獲輕判，理據何在？在四名被告中，其中一人戴某擁有五項不同類型的案底。如果說所有人都是「初犯」，可以用「年輕」、「意氣用事」來作出辯解理由，則判社會服務令或許不會引起強烈的質疑。但問題在於，裁判官沒有考慮四人的不同情況，甚至完全無視其中一人擁有多次案底，就將此人與其他三人作一同輕判，兼且沒有列出令人信服的理據。如果此案成為「先例」的話，那麼，一個人有沒有案底都已無關緊要，更為嚴重的是，法庭的判決已經失去應有的阻嚇作用。日後可能作出同樣暴行行為的人或許會教唆說：你看，暴力衝擊立法會最多只是150小時社會服務令，又不需要入獄，怕什麼？
第三，判毋須賠償公帑損失，是慷他人之慨？裁判官的兩點理據是站不住腳的，首先，沒錯，裁判法院只能下令每個被告賠償最多十萬元，但這不能成為「不賠」的理據。同樣道理，若裁判法庭最多只可判入獄三年，那麼是否可以因為案情嚴重判決可能超過三年，而判無罪？其次，縱使控方提出資料相對簡略，未有詳列損毀物品價值，但辯方本身並沒有對此提出大的質疑，更何況，裁判法官完全可以主動要求控方提供進一步的資料。但公眾看到的是，裁判官並沒有主動去詢問，便以「無詳細資料」一併否決。別忘了，立法會被毀壞，最終花的是納稅人的錢，如果被告不賠，應由誰去支付？
早年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一案，法官判定罪名成立，當時判詞如是說：如果紛亂已經達到難受管束及令人厭惡，影響他人行使基本權利，更甚者令人擔心人身安全，那麼便會構成案件的嚴重性，也會帶來深遠的不良影響。量刑儘管需考慮保護示威權利，「但當涉及人身安全時，當然不容妥協」。
裁判官的「輕判」，很容易對公眾造成誤解，也會向社會發出錯誤的信息。本案理應上訴，否則，必會損害公眾對香港法治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