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耳杯：曹植悲劇人生」黃元
山東省東阿縣魚山西麓的荒煙蔓草間，有一處少人問津的寂寞冷落的墓塋。考古人員根據無可辯駁的確鑿史料，確認墓主人是中國文學史上英年早逝的天才詩人曹植。墓中陪葬品多為一些陶製品，包括數十隻陶耳杯在內，少數幾件玉器，亦非稀世珍品。
貴為曹魏皇族成員，又是名滿天下大文學家的曹植，身後竟是如此荒涼寂寞，令人唏噓感慨不已。曹植墓的簡陋，固然與三國時代薄葬的社會風氣有關，但還是不由人從「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首膾炙人口的「七步詩」，生發對曹植悲劇人生際遇的無限感嘆。
曹植（一九二─二三二年）無疑是漢魏之際最有才華的詩人了。「年十餘歲」，即「出言為論，下筆成章」；十八歲時，「銅雀台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台，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成年之後，更是文思如江河奔湧、一瀉千里：《白馬篇》《野田黃雀行》《贈白馬王彪》諸篇，落筆風生，《洛神賦》成，京城為之紙貴。同為當時大文豪的曹操，自慚才氣不如兒子，認為曹植是「兒中最可定大事」者，甚至一度萌生立植為太子的念頭。天下名流簇擁於曹植周圍，群尊這位晚輩為文壇領袖，呈現於曹植面前的，是一條金光閃爍的康莊大道，等待他「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白馬篇》）。
對自己才學十分自負的南朝．宋文學家謝靈運這樣評價曹植：「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佔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謝靈運之評，未免失之偏頗。清初傑出詩人王士禎評曹植：「論漢魏以來二千年間詩家，堪稱『仙才』者，曹植李白蘇軾三人耳。」（《帶經堂詩話》）此論至為確當。
生長於帝王之家的曹植，無法抵禦權力的誘惑，卻又並不諳熟此中之規則，無法逃脫權力的網羅。作為一個缺乏處世經驗的年輕詩人，曹植顯然不擅波譎雲詭的政治鬥爭，他所擁有的，是敏感的心靈與華麗的辭章；而於爾虞我詐、勾心鬥角之道，顯得捉襟見肘。曹植很快從雲端墜落人世，失去了父王的歡心，從而也失去了原本屬於他的皇位，而且飽嘗兄弟鬩牆、骨肉相殘之苦。
曹植之失去曹操的信任，與其縱酒任性不無關係。「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三國誌．陳思王植傳》），甚至在行軍打仗之際居然還飲酒過度，以致延誤軍機。曹操再怎麼疼愛這個兒子，恐怕也不放心將天下交付於他了。而曹丕卻善於玩弄權術：魏王出征，曹丕、曹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丕）泣而拜，王及左右咸唏噓，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三國誌．吳質傳》）。《三國誌．陳思王植傳》更認定曹丕就是靠了權術而得以立嗣的：「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
縱情飲酒其實是魏晉時代的普遍社會風尚。在催生典型亂世文學的魏晉南北朝時代，作家們輾轉、掙扎於無盡的戰亂與改朝換代之中。透過戰爭，敏感的文人們感受到人生之短促、生命之脆弱、命運之難卜、禍福之無常，以及面對這一切時的無能為力。生命堅強一如曹孟德者，亦難免在詩文中發出光陰易逝、人命短促的浩嘆：「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龜雖壽》），「天道何長久，人道居之短」（《胡秋行》）。解脫之法，惟飲酒一途：「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
就是這樣，縱飲成了動盪年代裡文人們逃避現實的途徑。半生沉淪、朝不保夕的曹植，無法放下伴他開懷暢飲的陶耳酒杯。他的與酒相伴的淒苦生活，助他忘卻這個不值得人留戀的世界，也促成他以生命熱情澆灌淒美的詩篇。
曹植在淒苦年代裡寫下的最淒美詩篇，無疑是《野田黃雀行》了。詩人以「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的意象，渲染出濃郁的悲劇氣氛，隱喻政治形勢的險惡：「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結句「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看似曠達語，其實不過是無可奈何的自慰而已。這種自慰，深刻地透露出詩人之憂無法排遣。這流淌出來的悲哀，既是建安時代憂患意識的典型表現，又是曹植濃厚悲劇意識的反映。
曹植在他生命的最後十餘年間，從一個過?優游宴樂生活的貴族王子，變成嚴加防範、不予任用的專政對象。他屢遭貶抑、顛沛流離，封邑一遷再遷、生活動盪不安：臨淄侯、安鄉侯、鄄城侯、雍丘王、陳王。名義上是一位藩王，過的卻是淒惶奔波、惴惴不安、如履薄冰的囚徒生活。曹丕死後，他將優美的文字化作《求自試表》，上疏洛陽金鑾殿上他的侄子曹睿，言辭懇切地乞求理解與信任；但是浩蕩皇恩的雨露陽光，卻始終未能播灑到這個「流放者」的領地之上。二二九年，曹植再貶至東阿；四年後即二二三年，「陳思王」終於在絕望悵然中淒涼地死去。
遵照曹植的遺願，百餘件粗陋的陶製品伴隨他入土下葬。其中的數十隻伴隨他一生的陶耳杯，見證?天才詩人的悲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