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歲月古街長\方 元
圖：荷李活道上的百年古牆\姜 燕攝
一座城市的誕生是從修建第一條街道開始的。香港的這條古街叫作「荷李活道」。它位於港島的中環和上環。別看它其貌不揚、窄窄的、長度僅有一公里，但它是香港殖民化的起點，它與英治的歷史一樣長。
冬青樹與荷李活
「荷李活道」建於一八四一年，是英國人侵佔香港後最早修建的一條道路。在殖民化的過程中，外來殖民者對城鎮空間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步驟。當軍事佔領行動完成之後，城市的規劃建設便成為建立和穩固殖民統治的必要基礎。在城市形態的進化中，最先開拓的就是道路。所以，如果想了解香港城市的殖民化歷史，那麼我們可以從「荷李活道」開始，邁出認知的第一步。
現在的人們只知道「荷李活道」是一條文化街，以古董店和畫廊聞名，而忘記了它早先的軍事用途。在十九世紀中葉，街的西端是「水坑口」，那裡是軍艦運送兵員和物資的碼頭，附近是英軍駐地「西營盤」，街的東段有警隊總部和「域多利監獄」，再向東便是「域多利兵營」。所以這是一條重要的軍事補給線。
今日的「荷李活道公園」即是「水坑口」的舊址。那裡是英軍第一次在香港島登陸和升旗的地方，因此英國人把它命名為「Possession Point」——佔領角。在公園的旁邊，與「荷李活道」垂直相交的一條路即叫作「Possession Point」。它的中文路名在早期被譯作「波些臣街」，後來隨華人的稱呼習慣而改名為「水坑口街」。這種「一街兩制」的路名是香港的一個特點。
「荷李活」的英文原意是冬青樹林（Hollywood）。傳說當年道路的兩旁長滿冬青樹，因而取名「Hollywood Road」。街道的中文名字沒有譯為「冬青樹林道」，而是跟隨英語發音，直呼「荷李活道」。港島早期的街道，多是以英國的人名、爵位命名，因而採用音譯。以樹木命名，並採用音譯的僅有「荷李活道」一例。
其實，它有過一個地地道道的中文名字。在這條街上有一座文武廟，因此在開埠的早期，華人習慣稱它「文武廟直街」。但這個路名未能保留下來。根據官方的講法，文武廟建於一八四七年。但也有學者認為，文武廟創建的年代早於一八四一年。究竟是先有「荷李活道」，還是先有「文武廟直街」，現已無從考證。
殖民地的歷史是從殖民者到來之時開始書寫的，而在此之前的歷史總是被空白的。以英軍修築的道路作為香港的第一街，旨在表明香港的歷史是由英國人開創的，從而為殖民統治貼上「合法」的標籤。香港人在接受這個講法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已被殖民主義歷史觀洗了腦。甚至一些政客和學者現在仍在推銷這種錯誤的歷史觀。這也是「去殖化」在香港舉步艱難的一個原因。
殖民者的新地圖
英國殖民地的第一條街道通常都是以維多利亞女王命名。但是為什麼香港的第一條道路不是以英女王命名，而是「荷李活道」呢？
根據歷史資料，一八四一年有兩條道路在同時修建：一條在山坡上，即是現在的「荷李活道」；一條沿?海邊，即是現在的「皇后大道」。換句話說，當時完全有條件讓「皇后大道」成為香港的第一街。
據我推測，當英軍在香港修築道路時，中英兩國使臣正坐在南京下關江面的軍艦上，尚未就《南京條約》達成協議。於是，本應是第一條命名的道路——「皇后大道」，由於要等待條約的正式簽署，因而被推遲到一八四二年，以便使它的命名合法。有的資料把「皇后大道」稱作香港的第一街，大概是考慮到在香港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後，它是第一條官方命名的道路。然而，這兩條「第一街」在簽約之前即已非法開工的事實，是不能抵賴的。
「皇后大道」即使不是第一條建成的道路，但作為當時港島最長的街道，以及兩大印鈔銀行總部的所在地，其「第一街」的稱號當之無愧。在香港，以維多利亞女王命名的地名多過十處。西方和香港一些傳媒經常批評中國人搞「個人崇拜」，其實英國人在此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一塊土地的開發權和命名權，顯示了誰是土地的所有者。儘管殖民地不是英國本土，但也屬於「大英帝國」。因而，那些以英國王室成員、英國地名，以及殖民地總督命名的街道，最能體現殖民地的特點。例如，以英國君王命名的「皇后大道」、「英皇道」，以英國地名命名的「劍橋道」、「約道」，以港督名字命名的「羅便臣道」、「堅尼地道」等等。通過這種方式，殖民主義統治者勾畫出一幅新的地圖，從而宣示自己的合法性和佔有權。
語言是權力符號
把語言用作權力的符號，這是殖民統治的一個重要特徵。英文作為支配性語言，被列作「官方語言」、「標準語言」、「法律語言」，而中文被降格為輔助性語言，受到貶低和壓制。這種語言與權力的關係在路牌上也可以看到。例如英文的「冬青樹」被翻譯成中文的「荷李活」，三個中文字符相互毫無關聯，不知所謂，沒有任何語義。在此，中文只被當作英文的注音符號，否定了中文的語言地位。
來自歐洲帝國中心的語言如何在遙遠的殖民地保住帝國的「純正」，這是最讓殖民主義統治者牽腸掛肚的事。然而，從殖民地開張的第一天，就出現語言混雜、變質的現象，使女王的「高尚語言」失去了「純正」。
因文化隔閡而產生的誤解和誤譯現象，每天都可以在路牌上看到。例如，「Queen's Road」是指英女王維多利亞，本應譯作「女王大道」，但由於對「Queen」字的誤解，因而譯成了「皇后大道」。這一方面說明兩種語言在轉換過程中，會出現偏差；另一方面也看出，早期的華人譯員可能不了解英國的歷史和制度。這個誤譯直到半個世紀之後，在一八九四年才被英籍官員發現。
我發現，在早期的街名中文翻譯上有一種難以理解的不暢順。這表現為用字粗俗、古怪、貶損、不易記憶等，例如以英國外相和港督命名的「鴨巴甸街」、「砵甸乍街」、「爹核士街」和「麥當勞道」。在這看似非常隨意的翻譯中，有一種故意的漫不經心。
譯名不統一的問題在早期的中英文街名中最為明顯。例如「般含道」、「般咸道」和「文咸街」三條道路，雖然名字不同，但並非三個人的名字，其實都是同一個人，即第三任港督Samuel Bonham，而他給自己起的名字是「文翰」。英國慣於以人名命名道路，而中文譯員為了避免街名混淆，因此出現一個人的名字有多種譯法的怪現象。
英文在翻譯成中文之後，經常會產生歧義。例如，灣仔「鄧肇堅醫院」旁邊有一條「活道」，但並非治病救人的意思。它的粵語音譯來自英文的「Wood」，這個「活」既不是「活命」，也不是「木頭」或「樹林」，而是香港副按察司約翰羅活（John R Wood）的姓氏。類似的例子還有「梅道」、「歌賦街」、「樂活道」等。
中文地名按粵語發音譯成英語的時候，也同樣出現字義和含義轉變的情況，而且有時變得很滑稽。例如：「文發街」拼寫為「Man Fat Street」，就變成了「肥仔街」；「天龍路」變成了「Tin Lung Road」——錫肺路；「景星街」則是「King Sing Street」——國王在街上賣唱？中英雙語街名是香港殖民地文化的一個特徵。雖然兩種文字寫在一塊路牌上，但並不能消除殖民統治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隔閡。路牌在文法上的混用、在文字上的歧義、在翻譯上的不統一和不規範等等，這種「驢唇不對馬嘴」的現象反映了殖民主義者的文化與當地文化之間存在?一道天然的障礙、一條天然的國界。所以，宗主國不可能把自己的文化模式完全照搬到殖民地，不得不進行改寫和混雜，這就為以後的殖民主義解構和歷史重寫埋下了伏筆。然而，要重新構築被殖民統治破壞的歷史和文化，香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